词体文学其实同诗歌一样，原本是一种产生于民间的俗文学，有着和音乐相结合的特性，而同时也是一种代表民间文艺的娱乐形式。但是，在文人参与到词的创作中来之后，词的俗文学性质在文人手中就逐渐的蜕变，受到文人崇雅黜俗审美趣味的影响，而逐渐变成了文人士大夫书写性情的一种工具，逐渐脱离了它原有的民间俗文学的性质。所谓俗词，同雅词相对而言，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来看，内容上一般不属于有寄兴的词，而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有所涉及；从形式上讲，则是语言口语化、白话成分较多，同文人士大夫的文风温婉的作品完全不同，表达直露浅白，毫无含蓄，一般听众、读者都能立刻领会的词。尽管文人词的创作走向了雅俗分流的趋势，但民间词的创作却依然保持了它的质朴、通俗的特色。而且，民间俗词的创作尽管因为可查史料的缺少，在今存全宋词中所占的比例很小，实际上却是数量很可观的。我们从一些宋人的笔记中还可以看出，宋代的民间俗词的创作、演唱，都是十分兴盛的。这说明，民间俗词有自己固定的写作者、演唱者和接受群体。演唱者自然是那些身处勾栏的歌伎，而创作者有下层文人、乐工和一些稍有文化的民众、僧人道士等。接受群体则更为壮大，不但城市里的市民阶层喜欢听俗词，就连一些达官贵人也喜欢民间俗词的演唱。所以，民间俗词不但没有随着文人大量参与词的创作而消失，反而离开了依托于文人雅词欣赏的小环境，活跃于民间的演唱场所，以一种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继续发展着，这说明民间俗词有旺盛的生命力。与此同时，民间俗词作为两宋词坛的潜流，以自己的方式和流向默默为文人创作供以养分。文人创作俗词的情况则较为复杂。宋代科举制度的成熟使广大的庶族地主和下层文人有了进身仕宦的条件和机会，从而跻身于上流社会。庶族<WP=50>地主和贫寒的士人大量的参与到政权中来，使封建文人士大夫阶层的构成有所变化。这些文人士大夫的审美趣味、理想影响了整个上流社会的审美、欣赏口味等，他们对俗文化的接受和吸收，使古雅和通俗都成为了构成宋型文化的要素。而宋代士大夫文人的双重审美要求也使他们并不排斥俗词的欣赏和创作，从北宋前期到南宋，一直都有文人创作俗词。北宋文人俗词创作的第一人是柳永。柳永终身混迹于下层社会当中，对社会底层人民的情感和喜好都非常了解，因此创作了很多以民间生活为内容的俗词，而其中以描写同歌伎交往的词数量最多，也唯其如此，柳永的词才被冠以“俗”的名声。北宋初的文学大家欧阳修在诗、词、文等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而他也写作了数量颇多的俗词。欧阳修的俗词主要以人物对白来抒情，大量的口语使他的词显得格外生动活泼，也非常的通俗易懂。北宋这个时期文人们创作俗词，内容一般离不开男女之间的恋情，而且较多都是描写同歌伎之间的交往的。苏门词人中创作俗词比较有名的是黄庭坚。黄庭坚的俗词内容常为词评家所不齿，主要是因为其俗词描写多出以玩弄女性的口吻，内容上也是一些恶俗的场面，因此黄庭坚的俗词艺术成就不高。黄庭坚在认识了苏轼之后，写作风格一变，开始着意模仿苏词的风格。其他苏门词人也都有一些文人调笑性质的俗词问世，而以俳谐词为主。北宋末期徽宗时期，以这种语言特色为主的俗词也在文人俗词中占了主要的地位。北宋末年的徽宗时期，是两宋俗词创作的黄金期。这时不但是民间词创作呈现出一片繁荣的局面，文人也不再避讳，亦无须担心写作俗词会遭到影响仕进的命运。因此，无论是在朝或在野，无论是受到皇帝鼓励或直接影响而作，还是处于游宦生涯、牢骚难忍而发，文人们都有多寡不等、不同内容的俗词作品问世。这股规模宏大的俗词创作风潮甚至被认为是导致北宋末年政治危机的原因之一，而在南宋受到了指摘和批评。也正是因为南宋词坛对俗词的创作有了这样的认识，所以俗词创作在<WP=51>南宋一直受到压抑，文人自觉地举起了“复雅”的旗帜，文人俗词受到了打击和排斥。在南宋初年，几乎没有人再写俗词，直至南宋中期，辛弃疾的出现才改变了这一局面。辛弃疾为人诙谐，在表达内心的愤懑和不平时，不怒反笑，用嬉笑的方式更大程度地表达了自己内心的痛苦和愤怒。他在俳谐词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其他词人都望尘莫及的，这一艺术特色为后来南宋的众多词人所吸取和学习，但是由于南宋末年朝政的日益衰微，词人在词中表达的更多的是对时局的担忧、对现实的不满和对敌人的愤恨战斗之情，而难以用幽默和含蓄的笔调去表达愤怒了，因此，俳谐词就比较少见了。词体文学是有宋一代之文学，俗词的创作在宋词发展中也有其自己独特的意义和地位。民间俗词是同民间其他俗文学一样具有民间文学气息和性质的，而文人俗词则在此之外又具备了文人阶层参与创作的特殊性质以及他们所赋予俗词的艺术风格。从词曲递变的角度看，在词曲递变过程中，俗词和文人雅词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因此对文人俗词和民间俗词的研究尤其应该引起学者的注意。对这一点，本文也略有论及，但是本文重点在于论述两宋俗词创作的概貌，因此两宋俗词在词曲递变中的作用这一问题也有待方家的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