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美国次级住房贷款问题所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其实质可以说是一场金融企业的公司治理危机。欧美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所表现出的市场监管缺位、高管信用恶化、风险内控失效、激励约束机制不合理、道德风险和信息不对称等公司治理问题,再次引起全球关注。通过总结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巴塞尔委员会先后对新资本协议进行了修订,并于2010年10月宣布了《巴塞尔资本协议Ⅲ》,新的资本监管协议在许多方面对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从股权结构、风险控制机制、董事会和高管激励约束机制以及信息披露等方面分析了巴塞尔协议Ⅲ对我国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影响。进一步从定量方面参考巴塞尔委员会制定的《巴塞尔资本协议Ⅲ》、《加强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原则》和中国银监会2013年颁布的《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选取反映我国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核心指标,通过标准正态化方法合成了BSG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数来综合评价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水平。从对我国16家上市银行的公司治理评价结果来看,该指数符合我国银行业实际,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巴塞尔资本协议Ⅲ》的颁布使得银行业的监管理念从微观审慎监管转变为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相协调。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同时实施对于我国银行业来说是一次新挑战,二者同时实施对我国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有何影响?二者之间是否存在不协调的因素?针对这些问题,本文通过PVAR模型实证分析我国银行业宏观审慎监管、微观审慎监管对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影响。脉冲响应冲击结果反映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监管与银行公司治理存在激励不相容的因素,而且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并不完全协调。方差分解结果显示,宏观审慎监管指标对银行公司治理水平影响较大。因此我国监管部门一方面应当继续完善宏微观审慎监管工具,使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协调发展;另一方面要从关注银行公司治理入手,建立银行风险管理和银行监管的硬约束,提高银行业监管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