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末到民国时期,南京地区天灾、人祸频繁。生活环境的恶化导致人民生活穷困不堪,大量失去父母和家庭处于赤贫化状态的儿童急需救济。与上海数量众多的儿童救济机构相比,南京地区儿童救济机构比较匮乏,而且当时南京地区存在的慈幼机构大多数都是采取重养轻教的消极救济方式实施救济的传统慈幼机构,缺乏专门化的新型儿童救济机构。以1902年创办的上海贫儿院为肇始,各地贫儿院、孤儿院等新型慈幼机构先后创建。这些慈幼机构大多模仿西方孤儿院养、教、工结合的模式,从传统重养轻教的消极救济转变为教养兼施的积极救济。这些新型儿童救济机构的产生,对南京儿童救济机构的转型起了示范作用。近代以来,传教士在华创办大量孤儿院,国人中的有识之士也不断引介和关注西方慈幼事业,“西俗东移”的影响,使很多热心慈善事业的社会人士开始对传统慈幼机构进行变革。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民国时期南京儿童救济事业也开始了转型。本文以民国时期南京的三家儿童救济机构——1912年建立的开国纪念第一贫儿教养院、1926年创办的南京佛教慈幼院、1934年创办的私立南京孤儿院为例,考察民国时期南京儿童救济事业的转型。这一转型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南京儿童救济机构组织管理系统和经费来源由官方化到民间化转变。在经费来源上,传统慈幼机构主要的经费多来自政府拨款,其余是各界捐助。开国纪念第一贫儿教养院是由黄兴(时任南京留守)创办,其经费依靠政府的程度比较大,但是南京佛教慈幼院、私立南京孤儿院的经费主要分别依靠社会捐助和创办基金。在组织管理上,传统慈幼机构基本以官督绅办为主,权力大都掌握在政府派遣的驻院官员手中,而开国纪念第一贫儿教养院虽然有大量政界闻人为该院董事,并且由于该院经费以政府拨款为主,其管理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政府力量的干预,但是稍后成立的南京佛教慈幼院、私立南京孤儿院虽然董事会的权力大小有所区别,但是管理权一直都是由以民间力量为主的创办群体所掌握。从经费来源的民间化、组织管理的去官僚化趋势上,可以看到民国时期南京儿童救济机构由官方化到民间化的转型。而1924年发生的开国纪念第一贫儿教养院“易长风波”,可以更加直观地看到官方力量的失败。其次,南京儿童救济机构的救济方式由消极救济到积极救济转变。教职员文化水平的提高、教育与训育并重、知识教育与职业教育并重的教育方式使被救济儿童受到了规范化的教育。制定严格的管理条例、培养院生自立精神和自立能力、规范院生衣、食、住使院生生活有序化。各院院生毕业以后,资质可堪深造的继续升学,其他的由各院推荐到工业、商业等领域就业。最后,南京儿童救济机构在救济对象上的转型表现在：院生来源地的日益广泛化,各院院生不仅来自南京,还来自江苏省内其他城市,甚至还有很多院生来自安徽、湖南、湖北等省份；入院条件的严格化,各院规定只收养身体健康没有传染病、精神病且年龄适当的儿童进行教育；院生参与活动的社会化,院生积极参加各种爱国活动、篮球赛、童子军会操等社会活动。当然,与北京、上海等地的儿童救济机构相比,它仍然存在着救济机构数目较少、经费较少、收养对象性别比例不平衡、救济机构规模较小、设备较差、职业教育不够发达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