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省际边界区很难被纳入到省级层面区域重点发展的战略当中去。在地理层面上,省际边界区是一种边缘性地区,是围绕省际边界线展开的区域。同时,在经济发展中,省际边界区在其所在省份的经济体系中也常常处于末尾处。然而,伴随区域合作与一体化进程的推进,省际边界地区渐渐被纳入区域经济发展的框架之内,正快速成长为跨省域经济合作的桥头堡和热点地区。省际边界区在拓宽一体化范围、加深一体化程度、推进一体化进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边界是省际边界区的核心。边界作为一种行政壁垒阻碍了省际边界区经济要素的流动,“边界效应”为边缘化地区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文章以长江三角洲地区省际边界区区县为研究对象,采用夜间灯光数据刻画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总结边界区在时序与空间层面的经济发展特征。同时,通过构建边界效应模型从横向、纵向角度系统比较长江三角洲地区不同省际边界线的边界效应大小及对一体化的作用方向。本研究首先对长江三角洲地区省际边界区经济发展的时序演化进行分析。基于自然断裂法,采用夜间灯光数据代表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依据省际边界区区县经济水平高低分为低水平地区、中低水平地区、中等水平地区、较高水平地区与高水平地区五个等级。结果显示,省际边界区在2013-2015年间呈现出低水平“连片”特征,在2016-2017年间呈现出低水平向中等水平过渡特征,在2018-2019年间呈现出以上海区县为中心的高水平集聚,以苏皖、皖浙边界低水平蔓延的两极分化特征。从2013-2019年整段来看,长江三角洲地区省际边界区经济发展的差异系数逐年递减,表明经济发展存在一定的趋同性特征。时序层面经济发展的趋同性表明,省际边界区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程度在逐步减弱。那么,在空间层面上,依旧存在聚集与趋同吗?文章进一步测算了长江三角洲地区省际边界区2013-2019年间的全局莫兰指数,该指标均为正值且呈递增趋势,表明省际边界区存在空间聚集性且区县之间的关联度正在递增。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省际边界区县域发展时间与空间双重趋同的背景下,省际边界线在一体化发展中究竟起到了何种作用?考虑到省际边界线的异质性特征,文章进一步考察不同省际边界线涵盖的区县在省内差距与省间差距的异同。仅有皖浙交界区的省间差距变动趋势方向与其涉及到的安徽省内差距与浙江省内差距变动方向成反比,其他交界区的省间差距变动趋势与其涉及到的两省省内差距变动方向一致。省间差距与省内差距的异同是否表明着,省界在区域一体化的过程中存在边界效应,而不同的省界是否产生着不同作用和不同程度的边界效应。进而,文章通过构建全部样本、省内样本、省间样本的趋同回归方程,全部样本的β系数为负再一次验证了长江三角洲地区边界区区县经济发展在时序上的趋同性。其次,通过3类样本趋同回归方程的残差值构建邹检验F统计量,检验结果通过了显著水平为1%的检验,证明了长江三角洲地区省际边界区边界效应的存在。在趋同回归方程的基础上,进一步构造边界效应模型,对不同省际边界线的边界效应进行测算。研究发现,苏皖边界效应呈现出促进一体化进程的中介作用,皖浙边界效应呈现出阻碍一体化进程的屏蔽作用。这也为前文所测度的皖浙省间差距扩大而省内差距缩小,即省内与省间差距反向变动现象提供了一定的解释力度。且从边界效应的时序演化来看,苏皖的中介效应存在减弱趋势,苏浙在初始阶段表现出屏蔽效应。皖浙初始阶段呈现出微弱的中介作用远小于其在后期阶段的屏蔽作用。此外,通过构建三省交界区边界效应模型,研究发现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两处三省交界地经济发展均存在趋同趋势,且相较于由安徽省宣城市广德县、江苏省无锡市宜兴市、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形成的三省交界地,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经济趋同性以及边界效应所表现出的促进作用都更为强劲。基于以上的研究结论,文章最后提出了以下几点政策建议:第一,以跨行政区规划为引领,加强省际边界区区县联动,拓宽长三角一体化范围。第二,以政府、边界区、企业为推动力,形成边界效应转换机制,加深长三角一体化程度。第三,以开放发展为理念,探索新型跨区域合作,推进长三角一体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