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决策是企业战略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确的投资决策能够实现企业资源的有效配置，有助于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的实现。但由于现代公司治理中所有权与控制权两权分离，企业的委托代理问题日渐凸显，管理者在制定投资决策时，有能力和动机利用其手中的控制权基于私有利益最大化原则而非企业价值最大化原则来进行决策，从而出现过度投资、投资不足等非效率投资行为，危害企业的整体利益。近年来，关于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影响因素以及如何治理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已成为学术界和企业界关注的热点话题。伴随着心理学、行为金融学等新兴学科的发展，管理者作为企业战略决策的制定者与执行者，其认知、能力、情绪等非理性因素在投资行为中的作用受到关注。根据高层梯队理论，管理者个人的特殊经历能够影响其心理特征，使其具有不同的风险偏好，进而作出不同的财务决策。现有研究也普遍认为，管理者的认知水平、个人的能力、情感等与其特质如性别、年龄、工作经历等是分不开的。研究管理者的特质为认识企业的投资策略和行为提供了新的视角，但我国现有关于管理者特质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管理者的性别、年龄、教育背景等特质，对于管理者的工作经历的研究较少。而事实上，管理者的工作经历对管理者的认知、能力等方面有着更为直接和深远的影响，于是本文拟从管理者工作经历这一视角入手，研究管理者特质对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影响。　　此外，本文也注意到，随着现代企业的发展，企业的委托代理问题日益凸显，为了减轻企业的委托代理问题，公司股东开始通过股票等手段将部分自身利益出让，以此来激励公司的管理者，股权激励也随之成为上市公司优化公司治理结构、完善经营管理、降低管理成本等的重要工具。实施股权激励机制的主要目的是通过给予激励对象部分股东权益，使其与企业结成利益共同体，从而实现企业的长期目标。在我国，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实施股权激励制度，关于股权激励在企业资源配置行为中产生了怎样的经济后果，以及如何最大程度发挥股权激励制度的功能等一系列问题，也成为公司治理领域内研究的重点，不少研究已证实了股权激励在企业的投资行为中发挥着重要的治理作用。在股权激励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方面，现有研究主要从股权激励协调股东及管理者利益的角度来进行探讨，但却忽视了激励对象的差异性，而企业高管作为目前我国企业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中最主要的激励对象，其个人特质更应受到重点关注。那么，考虑股权激励对象特质的不同，股权激励对不同特质管理者的激励效果如何？具体而言，股权激励是否影响不同特质管理者的投资行为？这正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在研究过程中本文也发现，相比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在推行股权激励制度方面更加积极，具体体现在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的企业数量更多，激励强度也更大，而现有研究更多的是集中在关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相关问题的研究上，忽视了非国有控股企业股权激励制度的实施情况及其对企业行为、绩效的影响，本文则聚焦于对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有利于丰富现有关于股权激励制度的研究，为我国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和公司治理机制的完善提供一些经验证据。　　基于上述思路，本文确定了拟研究的主要问题，即在考察管理者的工作经历对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影响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股权激励制度对这一相关关系的调节效果。本文采取的是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前三章主要是运用了规范研究的方法对相关理论和文献进行梳理、总结和逻辑演绎。通过系统的理论研究，本文对管理者特质、股权激励以及企业投资行为之间的内在联系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文章的实证部分则先通过理论分析提出相关的研究假设，再通过实证研究来检验相关假设是否成立，并进一步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来分析实证研究结论。本文主要的研究框架如下:　　第一部分，阐述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目的和意义，进而提出了本文的基本思路、内容框架以及创新点;　　第二部分，对管理者特质、股权激励以及企业非效率投资的相关文献进行了回顾，详细了解和掌握了相关的研究现状;　　第三部分，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对管理者、管理者特质等关键概念进行了界定，并对高层梯队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以及激励理论等相关理论进行了概述，从理论上分析了管理者特质如何影响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以及股权激励作为重要的内部治理机制对两者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第四部分，实证研究管理者特质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以及股权激励在其中的调节作用。本文以2008-2014年间我国沪深A股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选取管理者财务相关工作经历、海外任职经历、政府任职经历三项指标衡量管理者特质，同时将管理者的海外任职经历细分为亚洲地区的海外任职经历和非亚洲地区的海外任职经历，将管理者的政府任职经历细分为政府官员类任职经历和政府代表委员类任职经历。接下来，利用Richardson(2006)的预期投资模型计算企业的投资效率指标，并进一步将总样本分为过度投资组和投资不足组，来考察管理者特质对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影响。最后，引入企业实施管理者股权激励的强度变量作为本文的调节变量，构建相关模型来研究股权激励对管理者特质与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之间关系的影响;　　第五部分，以实证分析结果为基础，总结本文的研究结论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在我国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管理者的财务相关工作经历、海外任职经历、政府任职经历均与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具体而言，管理者的财务相关工作经历与企业的投资不足显著负相关;管理者的亚洲地区海外任职经历与企业的过度投资显著负相关;管理者的政府官员类任职经历与企业的过度投资显著负相关，而管理者的政府代表委员类任职经历与企业的过度投资显著正相关。本文研究还发现:股权激励在管理者特质与企业非效率投资之间发挥了一定的调节作用。具体而言，股权激励制度对管理者的财务相关工作经历与企业非效率投资之间的关系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即对具有财务相关工作经历的管理者实施股权激励的强度越大，企业非效率投资程度会越低。但是，本文并未发现股权激励对管理者的海外任职经历与企业非效率投资之间的关系有显著的调节作用，也未发现股权激励对管理者的政府任职经历与企业非效率投资之间的关系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本文主要的创新和贡献体现在以下三点:第一，研究视角的创新。现有文献对于管理者特质方面的研究主要是从性别、年龄、学历等方面展开讨论，对于管理者的个人经历关注较少。本文则选取管理者的工作经历方面的特质，来研究其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丰富了对于管理者特质以及企业投资行为相关研究的视角。此外，在研究管理者的海外任职经历时，本文考虑到地域因素对管理者了解和适应我国特殊国情和文化背景下的市场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从而将管理者的海外任职经历区分为亚洲和非亚洲地区的海外任职经历，这种细分相对于现有研究来说是一种全新的尝试;第二，研究内容的创新。以往的大多数研究都是运用截面数据或者短期的面板数据来研究企业股权激励制度的实施情况，本文考虑到股权激励是一项长期的激励机制，认为只有对企业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的股权激励制度加以研究才能得出更加有效的结论。而且现有关于股权激励的研究更多的是集中在关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相关问题的研究上，忽视了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制度的实施情况及其对企业行为、绩效的影响，于是本文选取2008-2014年A股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对每家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每年的股权激励情况进行更加深入的探析，来研究股权激励制度在管理者特质与企业非效率投资之间的调节作用;第三，研究方法的创新。现有文献将股权激励作为调节变量引入相关研究的时候，大多是直接用管理者持股数或持股比例作为股权激励强度的代理变量，该方法存在明显的不足，没有排除管理者通过非股权激励方式获得并持有股份的情况，不能够从实质上来探讨股权激励的作用。本文则采用手工收集数据的方法，获得了准确的管理者股权激励的相关信息，依次对每家实施股权激励制度的样本公司进行了分析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