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环境违法犯罪问题日益突出,环境案件行刑衔接机制在环境案件办理中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在实践运行中仍然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当前我国环境案件关于行刑衔接的相关规定主要集中在环境行政执法机关向公安司法机关案件移送、处罚衔接,证据衔接上,但对公安司法机关向环境行政执法机关反向执法衔接缺乏程序规定,导致实践中出现“不罚不刑”、“有案不移”反向衔接不畅等新的问题。环境犯罪是一种行政犯罪,涉及行政执法权与刑事执法权,但是行刑衔接相关法律文件并没有明确哪个“优先”进行,实务中存在绝对刑事优先、行政与刑事执法并行或者行政优先等多种执法方式。这种混乱情况容易造成执法不公正,例如,同一环境犯罪若遵循刑事优先,仅给予刑事处罚,而在行政优先或者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并行的执法模式下,违法行为人可能受到行政与刑事双重处罚,因此有必要通过法律予以明确。检察机关作为环境案件行刑衔接机制运行中的监督部门,一直以来具有被动性、滞后性。案件数据缺乏协同,行刑衔接信息共享机制不健全造成检察监督缺位。环境案件行刑衔接机制运行处于不受监管状态,很难不出问题。在证据衔接方面,法律对行政证据准入种类规定的较为笼统,又缺乏对行政证据审查方式、程序的规定导致实践中对行政证据缺乏实质审查,言辞证据重复收集。我国公安机关具有治安执法权与刑事侦查权双重权能,但治安执法权从属于行政执法权中,二者在收集证据方面,本质上没有差别,界限模糊,加之缺乏执法程序规制,造成乱用行政执法权,初查“侦查化”等问题。环境案件行刑衔接机制被简单的理解为案件移送,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实质上存在被空置风险。随着环境违法犯罪行为逐年增多,完善环境案件行刑衔接机制迫在眉睫。本文以E市环境案件办理为例,根据梳理其近年来环境行政案件、刑事案件办理情况分析环境案件行刑衔接中存在的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结合美国、德国环境案件执法经验从衔接程序、执法监督、数据协同等方面提出自己的完善建议,以期提高环境案件行刑衔接机制运行的合理性、可操作性、实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