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根植于中国文化的一件陈设,屏风在古人生活的许多方面,扮演着远超出其实用价值的重要角色。在它身上,不仅反映出古人对这件器物的观念,更具有广阔的文化史和思想史意义。本文要集中讨论的,是在场域、观看者身份、图像以及物人关系四个视域下,唐宋时期屏风意义的一场变革。这场变革以历史学家探讨的“唐宋转型”说为根柢,映射出文化史中公共领域向私人领域的转型。　　第一章和第二章讨论在“公”的意识统摄下,屏风的两种主要功能:一是权力的象征物;二是鉴戒铭箴的载体。前者是从先秦的“黼依”制度继承而来,从那时起,天子身后所负的屏风就成为了一件示威的工具。屏风所处的地点,它上面界框的图像,天子对它的专有权以及仪式场合中天子身体与屏风的相对位置的规定,都体现出它在政治权力空间中的独特地位。屏风作为“铭文”的载体被普遍使用,是从唐代开始。起于李世民,唐宋时期许多帝王将古代经典、个人功过以及历代君臣得失铭于木制屏风上,并设在内殿之中,起居可观。这些铭文的意义与不朽的碑铭不同,后者是为了昭示,而前者是为了鉴戒。铭屏是帝王德治的象征,尽管上面书写着图像与文字,但若没有用其自省,而是从审美的角度去观赏,比如明皇与徽宗,则会造成历史的遗憾。作为权力符号和训诫载体的屏风,都是在权力空间中出现,它们的意义与权力本身的要求密切相关。无论它是在举行仪式的公共场合中昭示威仪,还是在私人空间中用以日夜观省,其都具有天下公器之意义,而这决定于天下之表帝王的“无私性”。　　从中唐开始,士大夫阶层的崛起带动了“文人意识”的觉醒,以自居易为代表,屏风开始逐渐渗透到另外一个意义空间,一个真正的私人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屏风不再是某种符号,而是与人的寝卧相适的一个伴侣。这就是文人形塑起来的“文人屏”。从文人对北宋兴起的枕屏和砚屏两种形式的书写,可知他们对于屏风的特殊态度:它们皆是文人们在梦中得以脱卸了社会身份、而找寻到性灵的本身与身体的悦适的乐土。枕屏常使用的平远山水与砚屏上的水石纹理,看上去没有什么关系,但它们表达了一致的文人意义,即以图像表现可居可游之家园乐土。而以屏风为媒介的书写方式和友情交往,更为这件器物的“文人性”增添了书写时的情感因素。此外,即便是不在“私人空间”的屏风,也可以被文人赋予一种林泉之想,最典型的代表是北宋翰林学士院玉堂的郭熙《春江晓景》屏风。在这件本应是权力象征的御座屏风上,画家(郭熙)与观看者(苏轼等)的审美经验达成了一致,他们皆以此地为“堂筵”之上的“泉壑”,因而,他们在这样一个公共空间中塑造起一片属于个人真性的天地。　　屏风因其不亦保存的特点,在绘画价值被越来越重视的北宋晚期至南宋,开始逐步式微,转而成为装饰性的家具。不过,它身上所遗留的文人之风,仍在影响着南宋的民间绘画。最后一章将论述屏风在女性空间中的意义。男权社会通过塑造了一个异质的闺阁,使得女性在文字与图像上想迈出屏风之外的空间时仍步履维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