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者作为旅游活动的参与者和旅游目的地环境责任行为实施的关键主体,其行为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目的地生态环境质量的好坏。然而,随着大众旅游的兴起,大量旅游者的涌入以及一些旅游者的环境破坏行为使得旅游者与目的地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问题越来越突出,严重制约着目的地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也加剧了人地关系的紧张局面。因此,如何激发或促成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成为了旅游地理学人地关系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对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形成机理的探究也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并受到许多理论与实证研究的重视。通过梳理以往研究文献发现,现有研究鲜有涉及旅游地形象与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二者关系的研究,那么旅游地形象对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是否会有影响?若有影响,其影响的具体作用机制和边界条件又是怎样呢?探讨以上问题对于明晰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形成机理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对于激励和引导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促进旅游地可持续发展、纾解人地关系的紧张矛盾,以及生态文明战略实施乃至美丽中国建设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本文以武汉东湖风景区为案例地,基于SOR理论框架,构建以旅游地形象为研究起点,以环境情感为中介变量,以环境自我效能为调节变量,以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为结果变量的调节中介模型,并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设计了相关变量的测量量表,基于348位东湖风景区访客的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通过相关分析、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构方程模型和回归分析等方法对本文所提假设一一进行了验证,并针对结论对东湖风景区管理提出相应的建议。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包括:(1)旅游地认知形象和情感形象均对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2)环境情感包括积极环境和消极环境情感两个维度,且各维度均对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均有显著正向影响;(3)旅游地形象是激发旅游者环境情感的有效途径,并且旅游地认知形象和旅游地情感形象分别对积极环境情感和消极环境情感有显著正向影响;(4)环境情感在旅游地形象与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之间发挥中介作用;(5)环境自我效能对积极环境情感与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之间的关系没有调节作用,环境自我效能对消极环境情感与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之间的关系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6)旅游者环境自我效能感越强,旅游地认知形象和旅游地情感形象通过消极环境情感对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正向影响会更强,旅游地认知形象和旅游地情感形象对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总效应也会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