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迅速的社会变革和经济发展加剧了诸多社会问题的显现,新冠疫情的爆发更是带给全体社会成员生命安全、心理建设的巨大危机,并衍生出了许多新的矛盾和问题。为缓解社会紧张情绪,传播正能量,官方媒体、企业组织、专业机构创作了大量展现积极价值取向的作品。然而,接连爆出的“贵州公交坠湖事件”“常州小学生跳楼事件”“苟晶高考被顶替”“杭州杀妻案”等负面恶性事件,不断激发累积的社会戾气、社会恐慌等负面情绪与紧张氛围,这些负面情绪的持续诱发逐渐放大社会成员之间的隔阂、疏离、分化等问题,从而使部分社会成员陷入情感疏离、共情感低的状态。针对当下部分社会成员间情感疏离、共情感弱化的现实。本研究采取叙事学、传播心理学的交叉理论视阈,以公益信息传播的共情效果为研究对象,使用实验研究、内容分析等研究方法,收集人们对相关公益信息内容的共情反应,然后构建数理统计模型,分析当前公益信息中所包含的易共情因素与个体共情水平之间的作用关系,重点探究如何提高公益信息的共情传播力,强化社会成员的情感联结,从而为未来公益信息内容的传播提出了相关的建议,有策略地实现公益信息更广泛和更长期的影响效果。研究发现,基本信息刺激、情绪感染、共情关注、观点采择、认知情感评估这五个层次中的部分因素对个体共情心理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1）叙事完成度和叙事变化可以通过塑造公益信息中的情节与氛围,对个体的共情心理产生正向影响。（2）人物亲和力这一塑造技巧可以通过塑造公益信息中的人物形象,显著影响个体与人物的共情距离感,强化个体共情心理。（3）公益信息内容的模式化程度与创新形式运用程度则会抑制受众的共情心理。（4）相比消极情绪呈现,公益信息内容中积极情绪的呈现对个体共情水平影响显著,可以通过调动个体情绪、增强共情关注,刺激个体的共情心理。（5）公益信息内容中利他者困境处境程度、利他对象困境处境程度、利他相关个人特征和行为特征对于对个体共情水平存在显著的影响作用,但影响作用的方向有正向也有负向;利他积极影响对个体共情水平具有较强的正向显著影响。（6）公益信息内容中人物利他心路历程的展现对个体共情水平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可以增强个体对人物的认知与理解,进而深化个体的共情心理。（7）公益信息内容的空洞感对个体共情水平存在显著负向影响,会抑制个体的共情心理。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研究继续探讨了这些公益信息因素对共情水平影响路径系数强弱的原因,也为未来公益信息的有效传播提出了相关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