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哲学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老子道论哲学植根于春秋战国之际的思想文化场景,扬弃了“德”“礼”相互连接的价值体系,以积极的救世情怀、深刻的忧患意识,反思和批判了春秋战国之际的仁义观、忠信观、孝慈观、礼学观、鬼神观等,建构了道体观照下的人文精神思想体系。继承了具有淳朴特性的夏族文化、春秋时代天道观念中的自然主义倾向、楚国地域本土文化的自然性因素,形成了独特的自然主义价值取向。积极吸取了隐士群体以道抑尊、以德抗权,隐居放言、佯狂直议,现身隐德、以求其志,心态自然、守道不诎的道家精神,以史官特有的自然理性、社会理性、历史理性、人事理性即职业理性眼光审视上古三代“成败、福祸、得失、存亡之道”,以“天人合道”回答了“天人合一”的时代主题,实现了先秦时代“哲学的突破”,从而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哲学史上的“首席哲学家”。老子道论,它是一种哲学之“学”,而非“人君南面之术”。道体是存在本体与价值本体的统一体,以存在本体为纵坐标,以价值本体为横坐标,建构了自己独特的“道论”哲学思想体系。从纵坐标上说,道体是形而上的存在本体,所谓存在本体是说相对于形而下之“器”亦即具体存在的天地万物而言,它是天地万物的“本原”和“创造者”,道体与天地万物是一种“虚涵”的“创生”关系,老子强调道体与天地万物之先后是一种逻辑上的先后关系,而非时间上真实存在的先后关系,其落脚点是为了突出道体的始源性、本体性。“无”与“有”是形而中者,是处于同等此次的道体之双重属性,是架构在存在本体与天地万物之间的桥梁纽带,失去这两个形而中者,就无法准确把握存在本体与天地万物的关系。从横向上说,道体是形而上的价值本体,所谓价值本体就是指宇宙世界、自然世界、人伦社会的依据,为他们的产生、存在和发展提供一种价值原则,这就是自然、无为原则。众多的研究者、注释者之所以缺乏对自然、无为的准确理解,就在于他们没有将其置于价值本体视域之中加以理解:所谓自然;它既不是物理性的客观自然界及其规律,又不是纯粹精神性的境界形态。自然作为一种价值原则,是道性之呈现,它既指道体创造天地万物的自然而然的过程,也指天地万物之存在和发展状态而言,很少或不会受到外在力量的控制、干涉和影响。所谓无为,是道体的一种核心价值原则,其中蕴涵着许多具体的价值选择方式;“为”必须以“无为”为价值前提,必须遵循着“无为”的价值原则去进行行为选择;“无不为”则是一种效果和目的,是按照“无为”价值原则去“为”即行为选择的必然结果。这三者存在着一种前后或者说上下的逻辑关系,即“(道体)无为”——“为”——“无不为”的逻辑序列。价值本体与宇宙世界、自然世界、人伦社会之间也存在一种形而中者,这就是天道原则、地道原则、人道原则。天道原则包括“利而不害”原则、“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公平原则、“天地不仁”的平等原则、“功遂身退”原则;地道原则包括“柔弱胜强”、“居下安下”、“知雄守雌”原则;人道原则即以“无为”为核心的哲学概念集合,以“为无为”、“无事取天下”为原则。按照中国“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思想传统,价值本体的自然、无为原则贯彻过程以“三宝”说为主线,以天道原则为逻辑起点,以地道原则为逻辑中介,以人道原则为逻辑归宿。人道原则进一步延伸出道论哲学的社会政治观、人生观和历史观,“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的观点、“辅万物之自然,而弗能为”的观点、对“愚民”“弃智”观点误读的澄清、“不以兵强”的战争观等等是社会政治观的必要组成部分;“返朴归真”的人性观、“知足常足”的生活观、“死而不亡”的死亡观、“虚其心,实其腹”的欲望观,理想主义的“小国寡民”观则成为人生观和历史观的有机组成部分。道论哲学思想体系蕴涵着一种道性思维方式,“朴散则为器”即天地万物源于道性、体现道性、归本道性是其逻辑前提,其内涵是“以道观之”并上升至“玄同”层次,将天地万物涵纳于道体视域之下,“天人合道”整体思维、“直觉体道”诗性思维、“反者道之动”辩证思维、“正言若反”逆向思维成为道性思维方式的特点。道性思维方式是老子道论哲学独有的,它不仅涵盖、超越了物性思维方式,是对人性的呈现,更与黑格尔式的辩证法不同:从天地万物存在状态上来说,体现在同一主线与斗争主线的不同、和谐状态与对立状态的不同;从发展方式来说,体现在蕴涵式发展与否定式发展的不同、周行不殆与周而复始的不同;从切入点和落脚点来说,体现在虚涵创造与实体创造的不同、生活实践辩证法与思辨辩证法的不同。道论哲学提出了一种道心境界说,按照“致虚守静”、“为道日损”、“明道”、“观道”、“涤除玄鉴”等方式和途径进行内心修养和外在修为,其境界就能够不断升华,“微妙玄通”之“圣人”、“为道者”、“有道者”是道心境界的理想人格,“常德”、“玄德”成为道心境界的代称。研究老子道论哲学思想体系,会使我们更加切准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发展脉络,更加凸显老子道论哲学本体论的“中国特色”,更进一步批判地吸取道家文化传统,这无论在中国哲学学术价值、思想价值上,还是在文化传统、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层面上,都有其深远的理论价值和积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