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思辨的历史哲学”影响,以历史决定论立场来界定王船山一直是学界的普遍共识,而这是导致其“历史规律”不融贯和“历史目的”前后矛盾的直接原因。事实上,王船山虽然试图通过诠释经典来追溯历史过程中的内在必然性,但这并不妨碍他同样认为历史中具有个人能动性发挥的空间。这即意味着,在王船山的历史哲学中,存在着一种使历史决定论和非决定论相统一的视域。本文即以这一视域下的王船山历史哲学作为研究对象。本文共分为六部分,包括绪论与正文五章。绪论部分主要阐述王船山历史哲学的主要内容、研究现状以及本文的研究思路。首先是王船山历史哲学主要内容的介绍。继而是对近代以来王船山历史哲学的阐释模式及其局限性的梳理。前人对王船山的诠释包括黑格尔式的诠释模式、早起教科书模式的马克思主义诠释模式以及西方思想与中国本位相结合的模式。这三种模式在丰硕了王船山历史哲学理论成果、维持研究生命力的同时,又具有各自的理论局限。这其中最大的问题体现在,由诠释模式所导致的历史决定论立场,并不能够合理解释王船山历史哲学中的不融贯,而这正是本文选题主要针对的问题。最后是本文研究思路及论文新意。本文在吸收前人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尽量消除历史决定论立场（是指从实践历史之外寻求一种超验的理论基点,并将之作为建构决定论性质的理论体系的出发点。）对王船山历史哲学的影响,转而回到王船山的历史理论文本之中对其进行考察。第一章王船山对传统史观的批判与反思。船山批判的史观包括:基于自然史观而衍生的五德三统说、以天理人欲为评价标准的天理史观以及通过阴阳消息说而建构的易学史观。它们的共性在于:都是从历史之上或之外悬设某种理论以宰制历史,或者说具有某种历史决定论立场。而船山从天人关系、历史现实等多个维度进行批判,从一定意义上揭示出了他本人的反历史决定论立场。第二章王船山“天下惟器”的历史思维论。道器关系是传统道学家探讨本体与存在、规律与现象、道德律令与现实的重要理学范畴。第一节王船山道器观的主要内容。船山基于认识论层面先见器而后识道的特点,提出“道器合一”的道器观点。第二节是对船山道器观对其历史思维影响的介绍。大致而言,这种道器关系使其发挥出一种微观历史与宏观历史相结合的历史研究思路。第三章探讨的是船山历史思想中的“理势”问题。“理势”是传统史学界探讨历史规律与趋势、价值与历史现实等问题的专有概念。在传统史家眼中,最能体现理势的现实命题就是封建-郡县之变。按照传统道学家的观点,理是内涵于其中起支配作用的不变的原理和规律,它从道德理性维度还会被赋予为圣人王道。而势则代表着现实历史中出离圣人之意的历史发展趋势,它在道学家眼中也是与“德”相对的“力”的体现,二者之间是二元对立关系。在这种观念下,封建-郡县制之变被理解为圣人妥协于现实而不得不为之的改革,历史因此被打上退步的烙印。而船山则认为,理势之间是相因互涵的关系,不存在二元对立性。同时在现实世界中,势蕴含在一个个具体的事当中,而事物是变化的,因此其中的理也是可变的。历史原理与趋势之间具有“势相激而理随以易”的特征。根据这种理解,船山提出封建-郡县之变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第四章是船山对于义利问题的探讨。“义利”在传统史观中的地位相当于现代西方历史哲学中的道德理性原则。在传统史观尤其是道学家们的视域下,通过三代与后世人们义利观的变化来判别人性理欲的变化,继而对历史的发展做出进步或退步的评价。船山对于义利问题的讨论可分为两个层次。第一节王船山义利观的主要内容。是对于其“义利”基本问题的讨论。在这一层次中,船山通过公私、义物范畴的介入以调和儒家传统思想宗旨与明清之际新思潮之间的冲突,重塑适应于时代的以“义利”为核心的实践理性。第二节王船山基于义利的历史评价原则。是船山通过自己的“义利”观来审视历史,通过提出“三义说”以设定他的历史评价原则,义利原则同时反应出以船山为典型的明清知识分子的价值排序。第五章王船山的历史发展观。这也是历来研究者对王船山历史哲学最具争议性的部分,它们共同构成了王船山历史哲学中的历史决定论问题。第一节王船山的历史模型论。包括阴阳治乱循环说、地气天情说以及“治乱离合”说。第二节是近代以来有关王船山的历史发展观的争议及本文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受思辨的历史哲学视域影响,以往的研究通常将这些模型理解为具有必然性特征的历史规律,而这就导致了诸“规律”之间的矛盾。尽管在以往的研究中,研究者已经通过一般规律论、历史合力论、可能性空间理论对矛盾进行了调和。但是其中的历史决定论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所谓“历史决定论”根据波普尔的定义,“是探讨社会科学的一种方法,假定历史预测是社会科学的主要目的,并且假定可以通过发现隐藏在历史演变下面的‘节律’或‘模式’、‘规律’或‘倾向’来达到这个目的”。在本文看来,关于王船山历史发展观的争议主要聚焦在气化循环规律能否支配历史模型的问题中,而通过船山对于气化宇宙论、天道与人性的关系以及人与现象世界的关系三个层面的考察可见,他的气化循环论是一种抽象概念。王船山明确提出,抽象概念不能取代现实的实践活动。因此,气化规律无法超越自身的理论局限,更不可能成为超越实践领域的,使现实世界和历史具有绝对必然性的理论保障。第三节王船山历史哲学中的历史目的论问题的回应。“历史目的论”是将王船山的历史哲学系缚于某种悬设在历史之外的终极目的上。在以往的研究中包括两种:一种是将王船山的历史哲学阐释为对道德目的或者人文化成的证成:另一种则是基于船山的“天下惟器”说将他的历史哲学定义为绝对的历史进化论。这两种观点忽略了船山历史理论中的实践论视域,并由此导致其论与船山文本之间的矛盾。事实上,历史目的论问题产生于人一方面是历史的创造者,另一方面又是历史的认识者。是以,人可以通过两种视角来看待自身的行动:从历史创造者的视角来看,人所展开的是一种实践者的行动。也就是说,人可以按照自身的目的以及对世界的理解,去采取行动实现目的,这是一种由人自身所决定的行动,而如果以历史认识者的视角来看,情况则大为不同。这是一种事后的,具有反思性的旁观者的视角,这种视角往往预设了一种全局观,使得历史中发生的每一个事件、人的行动以及历史人物的先后顺序都被作为因果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如此一来,历史就呈现为被决定的面貌,人在历史中的行动自由也由此被抽离。因此,回到船山文本中会看到以往研究对王船山的误读。大致而言,王船山不仅有认识论视角,同时还具有实践论视角。他的实践论视角体现在“乾坤并建说”中。其中的幽明视域揭示出了一种历史性生存内涵,使得“述往以为来者师”这个兼具认识与实践的活动成为可能。落实在历史实践层面,王船山的历史实践活动体现在他的“制器尚象”中。其中,“制器”是面向实践的人的有为活动,而“尚象”则体现出其中的价值判断。因此,属于“尚象”范畴的道德在王船山的历史观中其实是具有价值引导意义的应该,而不是实践层面必将实现的必须。至于对王船山历史进步论问题,其文本揭示出并不是通过理念的证成而得出的,而是基于实践论层面的生产水平和政治制度的历史现象的描述。因此,在王船山这里历史中不存在必然的进或者退,历史的发展完全依赖于人的有为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