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戈登·拜伦(1788—1824)是十九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中最杰出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在西方,拜伦充满异国情调的作品和其独特的鲜明个性,使得拜伦享有的盛名远超其在英国本土的名声。在中国,拜伦的名气远高于与其同时代的其他诗人；拜伦在中国近百年的译介被称作中国与拜伦一场百年的“艳遇”,并在清末民初迎来了首次拜伦热潮。以往的拜伦研究都侧重于研究其作品中后殖民语境下的东方主义倾向；在东方中国对拜伦的改写现象,也多研究其在文化背景下所受意识形态和主流诗学的影响。本文通过研究认为以上两个方面实质上是一种无意识或有意识的文化误读现象。由于不同文化拥有不同的价值体系和文化内涵,所以当东西方两种异质文化相遇时,必然伴随着无法消融的火花,也即是文化误读现象是不可避免的。从字面意义上,文化误读是对一种文化的错误性解读,被认为有碍于文化交流；从文化建构层面讲,文化误读是一种文化过滤,又或者是一种文化他者化现象。文化误读并不是消极的文化现象,它亦可被能动地利用作为一种文化策略。本文以拜伦的作品作为研究对象,从文化误读视角研究拜伦的东方想象和东方中国在晚清民初时期对拜伦的改写。本文首先介绍了有关文化误读的定义、分类,以及其与作者和翻译各自的关系；其次从东方人形象和东方宗教两个方面探讨拜伦的东方想象,得出其为无意识的文化误读结论；再者通过晚清民初时期不同译者对《哀希腊》的翻译,分析了东方中国对拜伦的改写,得出其为有意识的文化误读结论；最后通过以上两部分研究分析得出文化误读的积极意义和消极影响。通过研究,论文得出以下结论：东西文化双向的误读源自于彼此建构自身文化的需要,在此过程中会对双方文化产生消极的影响,但同时也会衍生出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