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从政治、民族、宗教等方面说明了孔子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其中民族是关系到社会政治秩序的重要问题,而宗教是关系到人们思想意识领域的重要问题,对此,孔子不能不关注民族与宗教问题,这也是孔子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是从现代视域研究孔子民族观与宗教观,因此对什么是民族与民族观、什么是宗教与宗教观进行了考察。进而逻辑、细致地梳理孔子民族观与宗教观的思想渊源、主要内容及其历史作用(第二章-第三章),力求全面、准确地把握孔子的民族观与宗教观,充分认识孔子民族观与宗教观的历史意义。孔子民族观包括以文化论夷夏、“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修文德以来之”等几个方面,这些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融合与同化,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孔子民族观较他之前的民族观具有历史的合理性、进步性。孔子宗教观包括天命与鬼神思想。孔子认为天具有自然属性,是自然之天。孔子更为关注天命,提出“知天命”、“畏天命”,“不知命无以为君子”等。在鬼神问题上,孔子提出了“敬鬼神而远之”,并提出“祭神如神在”。孔子重在利用鬼神培养人们的孝道,利用鬼神为人和社会服务。鬼神成为了教化的手段。孔子的宗教观对汉民族的宗教心理和宗教性格的塑造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汉族的宗教心理和宗教性格主要表现为乐天知命、重实用和实际的心理、包容心理。孔子思想的出发点是“仁”。孔子的民族观与宗教观都是建立在“仁”的基础之上的。正是因为“仁”,孔子认为各民族都是同类的人,都是可教化、感化的；正是因为“仁”,孔子主张“修文德以来之”的民族政策,反对严酷的刑罚。孝是仁的根本,因此,孔子主张利用鬼神培养孝道,这也是他主张“祭神如神在”的原因。中庸是孔子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民族观与宗教观中就体现出了中庸之道。此外,还对中庸的重要意义做了进一步地说明(第四章)。首先诠释了中庸之内涵,其目的是为了达到“和”。中庸之道是解决诸多矛盾的圭臬。孔子民族观与宗教观中就运用了中庸之道。正是中庸,孔子不以种族或血缘论夷夏而是以文化论夷夏,中国历史上才没有发生种族屠杀、种族隔离等灾难。孔子提出“修文德以来之”,但又要防止“政宽则民慢”,主张宽猛相济。在宗教问题上,孔子既强调天命,又主张人事的作用,而不是片面的强调天命或人事任何-方,应把二者协调起来。尤其是在鬼神问题上,孔子更是表现出了中庸之道。孔子的中庸之道要求人们理性的看待鬼神。孔子把人事放在首位,但并没有完全抛弃鬼神,而是把鬼神置于人事之下。人与神之间应保持一种适度的张力。中庸之道是中、西方思想家都推崇的一种方法,但是中庸之道在西方并没有产生深远影响,中庸之道成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当今民族宗教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因素,孔子民族观与宗教观对当今世界民族宗教问题仍具有借鉴意义。孔子民族观与宗教观的当代价值表现为人文理性精神与和谐理念(第五章),旨在说明孔子民族观与宗教观不仅具有历史进步性,还具有现实意义。当今世界民族宗教问题是危害本国稳定与社会秩序、危害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重要变量。中国历史上对民族与宗教问题上的成功给世界民族宗教问题提供了典范。孔子民族观与宗教观中的人文理性精神与和谐理念是孔子民族观与宗教观当代价值的表现。当今世界各国在处理民族宗教问题时应具有人文理性精神,最终目的是达到和谐。和谐是孔子思想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要义和精髓,它是最美好的境界。在民族宗教问题上世界各国应努力营造和谐的氛围,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最后,回顾了论文观点,并对儒学的价值进行了反思。儒家思想是当今世界所必需的优秀文化之一,这已成为众多有识之士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