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有企业高管腐败事件备受舆论聚焦,国有企业高管权力也成为社会议论的热点,成为高管腐败的关键诱发因素。本文认为,一方面,国有企业高管拥有企业强大的控制权,这在我国是相当普遍的事实,大多数国有企业在进一步扩张中演变成为“高管控制的企业”,“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权力内在地存在着一种异化的机制,加速倾向于腐败;但另一方面,权力又是一种重要的激励因素,控制权在现代企业管理者激励契约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控制权回报作为一种激励机制,在国有企业改革历程中起到了独特的激励作用。中国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市场化改革就是沿着放权让利这一路径开始并不断強化的,国家放权于企业,让企业自主经营,企业家独立决策,使得企业家精神得以充分的释放,这点在逻辑上也是毋庸置疑的。因而,我们在谴责高管权力过大的同时也不应淡化控制权对于企业家精神租金的创造意义。那么,围绕国有企业高管腐败问题的研究,在学术上可以追问的是,一些国有企业高管为何会超出权力界限,不惜违法违纪,用权力来攫取私利,将权力作为追求的终极目标?企业家控制权回报作为一种制度,其内在激励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控制权回报机制在国有企业会发生扭曲?国有企业高管贪腐涉金钱数目之大,涉及人数之多,不能不判定现行的国有企业管理体制还存在着较大的制度漏洞。制度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高管的行为选择,即腐败抑或廉洁,制度同时也影响了他们潜在的企业家行为,即寻租抑或创新。针对以上问题,本文的研究围绕以下几章具体内容展开:第一章为绪论。基于国有企业高管腐败的现状提出本文的研究问题、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明确本研究的主要思路与核心内容,确定本研究的分析框架及对应的研究方法、技术路线以及创新点等,并且对文章的核心概念进行了界定。第二章为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本章对本文所涉及的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文献以及相关理论进行了梳理和评述。通过对相关理论的分类梳理,明确与本文研究相关的国有企业高管腐败、控制权回报、企业家精神的制度环境等最新研究进展,进行梳理、建立联系、寻找缺失及局限,为本文的选题确立理论依据,也为后续研究奠定扎实的理论基础。第三章为国有企业高管控制权产生的制度背景和形成机理。本章厘清了国企改革的制度背景下高管控制权的演进历程和形成机理,明确了高管控制权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在政府对国有企业高管的激励契约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国有企业股权架构的内生性缺陷、集权型管理文化的盛行、监督机制的不完善以及政府长期以来所持的容忍和默许的态度,从而助长了国有企业高管控制权的普遍化和扩大化倾向。第四章为国有企业控制权回报下的企业家激励悖论分析。首先,由于市场化改革的不到位以及原有政府官员角色形成的思维定式和惯例,使得控制权主体国有企业高管实际角色(官员)与名义角色(企业家)之间发生偏离,企业家角色异化;其次,还研究了行政干预下国有企业高管控制权回报机制的特征、成因及其外在表现,并进行了经济学推演。第五章为实证研究设计。力求对所研究的问题显性化和定量化,能够进行规范的实证研究。本章构建了研究的理论模型,将国有企业高管控制权回报机制扭曲催生高管腐败的机理转化为四大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推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关的研究假设,并对实证模型涉及的变量、数据进行了细致的设计与说明。第六章为实证结果与分析。首先,深入探讨了高管控制权、行政干预与高管腐败之间的影响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国有企业高管控制权越大,越有可能发生腐败行为,行政干预对于高管控制权与腐败具有正向的调节作用,但是,反腐以后正向的调节作用变弱了;其次,进一步尝试检验了高管控制权、行政干预与企业家精神之间的影响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国有企业高管控制权与企业家精神呈现出负相关关系,控制权并没有发挥出对企业家精神的正向作用。反腐前,行政干预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这种负相关关系,反腐之后的情况发生了改变,高管控制权与企业家精神呈现出一定的正相关关系,但是,行政干预对于高管控制权与企业家精神仍然存在负向调节作用。第七章为政策建议。针对国有企业高管腐败治理与企业家精神重建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和建议。第八章为研究结论、局限与未来展望。本章首先针对本文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结论进行了总结;其次,对本研究存在的局限性进行了说明,对下一步研究方向提出了作者的一些想法和展望。本文的研究以控制权回报为线索,揭示了国有企业高管控制权和腐败之间的作用机理。试图揭开权力(控制权)引发腐败的黑箱,揭示国有企业高管滥权型腐败背后的制度诱因。同时,本文对于国有企业高管腐败成因的分析,不仅局限于探讨高管控制权与腐败的关系,而且引申出控制权主体企业家角色异化(企业家缺位)问题,以及行政干预下控制权回报机制扭曲催生腐败所带来的企业家激励悖论。此外,本文不仅从理论上进行了较为详细和严密的逻辑推演,而且,还进行了较为详实的实证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