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国在信息技术发展的推动下步入了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的跨境流动愈发频繁。一方面,许多发达国家为了达到发展国际贸易的目的,开始积极鼓励个人信息的跨境流动。并利用其国际影响力传播信息开放的价值偏向,充分发挥个人信息出境的经济价值。另一方面,由于敏感个人信息的内容与公民的个人隐私有密切关联,过于自由的跨境流动会对信息安全、主体隐私权、国家安全等会造成巨大影响。在谋取利益和寻求安全的矛盾冲突下,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重视对敏感个人信息出入境进行监管。目前,信息跨境流动的国际标准规则还没有制定,现有的规则主要由欧美发达国家领导。近年来,我国也在积极开展个人信息跨境的相关立法,旨在保护我国个人信息出境安全,也为全球信息跨境流动标准的制度提供中国经验。2021年《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在网络与信息法治领域迈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为信息跨境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基础。当前,我国传统的监管制度和执行手段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亟需监管部门加强理论研究。为更好的完善敏感个人信息出境监管,明晰我国相关立法和实践现状是关键前提。本文对《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条文进行梳理和解读,再开展对典型案件的实际分析。研究发现当前敏感个人信息出境监管主要在敏感个人信息认定、监管手段能力不足和部门间配合不畅通三个方面存在困境。由于各个国家在国情上的差异,在平衡个人隐私和数据流动方面也采取不同的监管规则。因此对我国监管规则的完善研究,必须在深入剖析基本国情的基础上展开。本文提出困境的形成因素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信息的客观属性复杂、二是各方主体的法律责任复杂,三是我国信息出境监管的变化。基于以上研究,本文提出具体的完善路径。首先,运用信息要素和场景构建的双重认定方法识别被监管信息,实现精准化的信息监管。其次,在制度上完善具体制度、实施全过程监管,进行动态化的安全评估。最后,细化部门职权与处理者义务,构建紧密化的权责体系。通过三条路径的合力作用,实现敏感个人信息出境制度规范、出境通道安全和出境流程高效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