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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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数字贸易迅猛发展,不仅数字贸易额快速增长,更带来生产方式变革和产品内容升级,这种趋势在服务业部门尤为明显。随着服务产品跨国流动增加,产品数字化程度进一步加深,数字服务贸易将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发展中国家从中获益的能力尤为突出。然而在逆全球化趋势加剧、贸易保护主义增强的大背景下,许多国家和地区出台了包括限制数据流动、强制本地化在内的保护措施,形成了数字贸易壁垒,限制了数字服务贸易的发展,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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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数字贸易迅猛发展,不仅数字贸易额快速增长,更带来生产方式变革和产品内容升级,这种趋势在服务业部门尤为明显。随着服务产品跨国流动增加,产品数字化程度进一步加深,数字服务贸易将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发展中国家从中获益的能力尤为突出。然而在逆全球化趋势加剧、贸易保护主义增强的大背景下,许多国家和地区出台了包括限制数据流动、强制本地化在内的保护措施,形成了数字贸易壁垒,限制了数字服务贸易的发展,对服务业价值链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
本文创新利用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指数度量国家间数字贸易壁垒,计量分析数字贸易壁垒对国家间价值链关联的影响。发现近年来只有极少数国家的数字贸易壁垒有下降趋势,大多数国家的数字贸易壁垒并没有明显下降,这与数字贸易的快速发展和服务业数字化转型的快速推进显然是不匹配的。同时,本文的计量结果显示数字贸易壁垒对服务业价值链关联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从数字服务贸易壁垒类别的视角,基础设施及连通性、支付系统、知识产权和其他壁垒对价值链关联的影响尤为突出;从国家视角分析,数字贸易壁垒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均十分明显;从服务业类别分析,数字贸易壁垒目前对生产性服务业价值链的抑制作用明显,但对非生产性服务业也有很大影响。为进一步融入世界市场、在价值链竞争中掌握主动、增强我国服务产品竞争力,减少数字贸易壁垒、为数字服务贸易提供有利的发展环境势在必行。根据实证结果,本文从对接国际规则、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增强知识产权保护能力和强化支付系统监管等角度提出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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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大型国有企业在国际市场崭露头角,正日益成为我国企业响应国家“走出去”战略、参与全球经济竞争的重要力量。与此同时,由于我国国有企业“公私混合”的性质,也成为美欧等西方国家指责我国存在“国家资本主义”的最主要依据。在“国家资本主义”的争论背景下,美国和欧盟等发达国家在双边、区域层面逐渐合成新一代国有企业规则;并试图拓展WTO多边法律框架,在新近的WTO改革讨论中抛出国有企业议题。随着中国深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创立了以GATT、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三驾马车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其中,美国主要通过GATT以及在此基础上成立的WTO来实现贸易自由化。长期以来,美国凭借其经济上的巨大优势地位,在GATT/WTO这一多边贸易体制中担任着领导者的角色,使得自由贸易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发展。但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经济衰退严重,国内失业率居高不下,财政和贸易赤字巨大,而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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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数字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而目前在WTO框架下还没有专门针对数字贸易的规则。毫无疑问,WTO规则下数字贸易规则的缺失对全球数字贸易发展是十分不利的,因此众多国家开始积极寻求WTO框架下的数字贸易规则制定。在2019年1月25日,在达沃斯非正式部长级会议上,包括中美在内的76个成员联合发表了《电子商务联合声明》。 作为数字贸易强国,美国一直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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