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球化进入资源深度整合的时代,以国际生产分割与生产共享为表现形式的产品内分工已成为经济全球化最突出的特征。中国加入全球分工体系的初期存在着这样一种现象:经济程度越发达,参与全球分工程度越高的沿海城市或地区,服务业比重却比较低。这一悖论后来被诸多学者加以研究,认为造成这种格局最重要的原因是由中国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的竞争格局决定的,这种高度依赖加工贸易的模式只带来了制造业比重持续上升,对服务业的发展并未产生积极的刺激作用。“制造业全球化、服务业本地化”造成了服务业比重较低。然而,价值链的布局并非静止不变,而是处于一个动态重塑的过程中。近些年来随着国际分工程度的不断深化,各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固化状态已经被打破,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国际分工地位逐步提高,逐步跨越“低成本”外包国的角色。沿海城市的部分企业通过不断调整加工贸易产品结构,逐步进入了关键零部件和核心技术的研发领域,成为国际分工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与此同时,中国经济正式迈入“服务化”时代,服务业已占据了经济的“半壁江山”,成为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为此本文提出这样的疑问:中国服务业发展水平快速提升的原因中有无融入全球生产分工体系的因素使然?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与我国服务业发展之间内在联系与作用机制如何?对服务业规模效应、结构优化以及服务业技术与效率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我国服务业是否能在全球分工体系背景下更好地为补齐“短板”找到一个新的方向?这些都是本文的研究主题,探索上述问题将对现有关于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割裂”和“阻断”国内服务业发展能力的观点进行重新认识与审视,并为中国继续以积极的姿态融入全球生产分工体系提供有力的依据。毋庸置疑,服务要素已然成为决定全球价值链利益分配的关键要素。一国服务业是否发达,将决定其在全球分工体系的话语权,发展服务业必将成为全球化的大势所趋。但我国服务业仍面临内部结构不合理、服务业国际竞争力薄弱等突出问题,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和核心。因此,从国际分工视角下研究中国服务业发展问题,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与研究价值。本文采用国际贸易学、产业经济学、服务经济学等相关理论,运用数学理论建模、矩阵测算方法、计量分析方法等方法,从国家层面、行业层面全面对产品内分工与国内服务业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文章内容围绕这一主要议题,按照“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办”的逻辑思路展开。“是什么”部分,主要对中国当前参与产品内分工程度及地位指数进行测度,并与世界代表性国家的GVC参与度与GVC地位指数的变化进行国际比较,然后从国内和国际两个视角对中国目前服务业发展的现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描述统计分析。以此为分析的切入点,试图探寻二者之间的联系。“为什么”部分主要分为理论分析框架与实证分析两大部分。理论分析部分借鉴Dixit和Grossman（1982）构建的多阶段生产模型,阐述了产品内分工影响不同国家服务业发展差异的机制,然后分析了 GVC动态调整背景下,参与分工对发展中国家服务业促进作用的机制,最后分三个方面进一步分析产品内国际分工对中国服务业发展的影响机制,并提出了待检验的理论命题。实证部分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实证检验中国参与对产品内分工对我国服务业规模效应以及结构优化的影响。首先检验中国制造业参与产品国际分工对整体服务业发展的影响效应,然后进一步检验对生产性服务业、消费性服务业以及公共性服务业不同功能服务业的影响,最后检验对生产性服务业内部各个细分行业的影响;第二部分在增加贸易框架下实证考察服务本身嵌入全球价值链对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是否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以及对服务业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的促进作用是否显著;第三部分考察国际分工体系下制造业服务化与产业价值链提升的交互效应。考察中国制造业参与产品内分工对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的提高是否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考察制造业服务化对我国GVC的攀升是否提供有力支撑,在不同技术类别制造业部门中,二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又如何?“怎么办”部分从产品内分工的视角,提出了中国发展服务业可以依赖两条纵横交错的路径及相关政策建议:一是“旧的路径”,即继续以积极的姿态深度融入现有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全球分工体系,不断延伸产业链,实现国内服务业发展;二是“新的路径”,即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导向,积极构建自我主导的国际生产经营网络,做价值链的“链主”或发包者,将成熟的制造业产业转移出去,促进国内释放的生产要素向高端产业和附加值更高的新兴产业聚集,为研发、设计、金融、营销等服务业腾挪空间,逐步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攀升。本文研究可能的创新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本文对现有关于中国参与全球生产分工模式“割裂了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关联”等观点进行了重新论证。通过研究发现,产品内国际分工对中国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存在先抑制再促进的“U型”非线性影响效应;第二,本文通过研究得出,中国参与产品内分工除了对服务业发展的“量”产生促进作用外,还会对服务业的“质”有积极的影响作用。综合起来,本文考察了分工模式对服务业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等方面的影响,为服务业的全面发展提供了现实依据;第三,与以往文献只关注分工模式对服务业自身的影响之外,还考察了分工与“嵌入”或“内化”在制造业中的服务的关系,即制造业服务化与价值链攀升之间的交互效应。研究发现,整体来看参与产品内分工促进了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的提高,但制造业服务化并没有对我国价值链的提升提供较好的支撑。分技术部门来看,高技术制造部门中,二者之间的交互作用显著为正,但中低技术制造业门参与全球分工对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