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围绕历史剧《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以及流产的李岩史剧展开讨论,这些剧作是郭沫若在20世纪40年代民族抗战、政党政治、文化学术、都市商业演剧等多重因素交织下,从新史观角度对中国历史、传统的阐释与再现,又是对不断变化的时局及现实问题的思考与回应。因此,这些剧作的讨论超出了文学审美的范围,需要被视为更大、更复杂的文化、政治、社会文本来加以解读。本文试图打破以往郭沫若戏剧研究往往局限于文学史内部,要么泛政治化,要么纯文学化的倾向,借助大量报刊史料,尽可能在具体历史语境中考察郭沫若的历史剧与陪都重庆复杂的政治、学术、文学、演艺等场域之间的相互生成关系,呈现出郭沫若历史剧的丰富内涵及其遭遇的诸多难题。在章节安排上,本文大致依照郭沫若历史剧创作与上演的顺序,以及其所揭示的历史精神的前后变迁,分别从文化学术、政党政治、商业演剧维度加以分析,具体如下:第一章,主要将《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作为整体的“战国史剧”,考察其与郭沫若的先秦思想史研究在对战国“历史精神”诠释上的共通性,同时揭示出战国史剧在将历史精神美学化时超出战国史研究的地方。最后,在与同时代“战国策派”的战国叙述对比中,呈现出郭沫若的战国想象的特征及其遇到的困境。第二章,本章将《屈原》从“战国史剧”中分离出来,一方面聚焦于民族主义催生的“屈原热”与郭沫若的马克思主义的屈原研究之间的彼此缠绕关系,同时呈现出《屈原》究竟是通过怎样的审美机制和接受环节在中共文化政治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从而集中揭示出郭沫若的历史剧的政治面向。第三章,主要从城市商业演剧角度来解读郭沫若的历史剧《孔雀胆》,呈现出郭沫若的历史剧与后方城市,尤其是陪都重庆通俗文化空间的关系。一方面考察抗战后期重庆稳定的商演模式对《孔雀胆》的情节、主题以及审美形式的影响;一方面考察知识分子与市民阶层观众对该剧评价上的巨大反差,揭示出郭沫若后期的历史剧遭遇的难题。第四章,主要将郭沫若这一时期的最后一部历史剧《南冠草》、流产的李岩史剧及其副产品——史论《甲申三百年祭》结合起来,考察郭沫若的晚明想象前后的变化及背后史观的转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