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茨在当代美国文坛乃至世界文坛堪称一个较为奇特的现象。首先，她有小说家、诗人、剧作家、评论家、编辑和大学教授等多重身份，并且以多产闻名，自五十年代末起至今的五十年间共创作各类体裁的作品一百多部。同时，她以独特的社会观和鲜明的艺术观成为当代美国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尤其是她对美国社会潜在的暴力倾向的无情剖析和在艺术形式上独具一格的探索创新更是公众关注的焦点，引发了评论界毁誉参半的评价。 对欧茨的作品颇有微词的评论家无非是指责她两点：一是说她的作品连篇累牍的都是描写暴力。女权主义批评者则指责她的作品缺乏女权主义精神，没有提供可以为女性效仿的女性形象。对于一位有着“巴尔扎克似的野心，想把整个世界都放进一部书里”的作家来说，欧茨的创作本身就构成了一个艺术奇境，可以说，她的声誉实际取决于这个奇境的整体效应，而不是某一部作品。欧茨的创作呈现了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现在的美国历史的变迁图景，如果仅从某部作品主题或某文学理论如女权主义等单个狭窄的角度去理解欧茨的作品是不够全面的，因此对其作品的理解应与当代美国社会历史的发展结合起来。 尽管她的作品揭示的是一个万花筒式的美国社会现状，但对婚姻与家庭的关注始终贯穿着欧茨的小说创作。本文选取欧茨早期的三部小说《颤抖的陷落》(1964)、《奇境》(1971)和《查尔德伍德》(1976)，从社会学的角度分别对三部小说的主要男性人物赫兹、杰西和凯氏在婚姻与家庭中的角色进行分析，指出欧茨的小说真实地反映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早期至七十年代后期美国男性在婚姻与家庭中角色的变化趋势。 《颤抖的陷落》中的赫兹是一个以宗教、父权、习俗行施权威的上帝式人物。他是权力与社会秩序的象征，这也是这部小说的特有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特征。在赫兹的家庭关系中，两性的性别角色完全符合传统的社会标准-男人是具性的角色，女人是情感性的角色。赫兹先生是个大男子主义者。他的妻子或情人也好，女儿也好，都无法逃脱他的男权束缚。《颤抖的陷落》中的家庭形式是典型的传统的(扩)大家庭，有着血亲关系的两代或两代以上的人生活在一起，家庭成员复杂，有(外)祖父母、父母、叔侄、姑舅及兄弟姊妹等等。 《奇境》中的杰西与《颤抖的陷落》中的赫兹完全不一样。杰西生活的时代，父权的统治地位已经在妇女解放运动的冲击下从其漫长的历史根基上开始动摇。在美国，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妇女的地位开始发生急剧的变化，男人已经不再是唯一的主宰社会的力量。男人不得不重新定位他们在婚姻与家庭中的角色。他们明显地感到他们与父辈之间的不同，对社会和人生感到从未有过的迷茫。生活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杰西既不能左右他的妻子或情人们，甚至也无法束缚他的女儿们，尽管他努力尝试过。他作为丈夫和父亲在家庭中的传统的特权已经不复存在了，他只好在余下的人生中继续寻找自我。杰西和他的妻子、女儿们生活在一起，这是典型的核心家庭模式，也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人的理想家庭形式。 《查尔德伍德》中的凯氏是一个完全失去了自我、没有自我观的人，他在自己虚幻中的王国里追求自己的人生。作为学者，他不能在学术领域占一席之地；作为男人，他骨子里充满着大男子主义，却无法确定自己在婚姻和家庭中角色的定位，因此他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前妻的背叛。经历了一次失败婚姻的凯氏，爱上十四岁的少女兰妮却与她的母亲阿琳娜结了婚。婚后，他并没有成功地在查尔德伍德当上一家之主，也不能胜任阿琳娜的丈夫和她的一群非婚生的子女的父亲(继父)的角色。凯氏的婚姻经历正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美国婚姻与家庭的现状的写照。而《查尔德伍德》中阿琳娜一家人的生活则反映了当代美国家庭的共同特征一“父亲形象的缺失”，这也是美国婚姻与家庭发展的现状和危机所在。 欧茨小说中的赫兹、杰西和凯氏是三个代表性的人物，分别生活在不同的历史条件和背景下。通过对他们在婚姻与家庭中的角色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男性在婚姻与家庭中的角色变迁，即由“拥有绝对权威的上帝式的家长”到“在生活中跋涉、寻找自我的男人”到“失去自我、无奈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