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66-1976年的中国谁是政治精英? “文化大革命”十年，是中国上层政治精英急剧变动的十年。通过考察1966—197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成员，我们就会对当时的中国谁是政治精英以及他们权力的变动情况有一个初步的认识。然而要想知道历史的细节就必须对当时的政治精英作进一步的分析。 二、政治精英的角色与人格 对历史的研究必须同时着眼于历史人物自身和他所面对的环境。对人物进行比较研究，也必须在一个统一的语境下进行。角色理论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很好的方法。角色理论认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而他的角色不仅是根据自身的性格、资历、技能而做出的自我定位，还是其他人对其“角色期待”影响的结果。分析文革时期政治精英所扮演角色和他们各自的人格(心理学概念上)，对解释他们的行为和命运有重要的意义。 毛泽东具有典型的“政治家”的人格特征，他将自己定位于党的革命理想的缔造者、基层民众利益的代表者；刘少奇的资历塑造了他的组织才能和实干家的特征，但他独立的人格又使他在有了自主性之时敢于实践自己的政策主张；周恩来所具有的近似完美的人格，使他成为不可替代的“总管家”，也使他能够在文革中幸存，为挽回文革造成的损失立下了卓越功勋；林彪作为军事家流芳百世，但作为政治家却遗臭万年。长期的病痛严重损伤了他的心理健康，焦虑症的困扰在他最后的结局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江青在党内资历较浅，却有着别人无法比拟的优势，她将自己定位为毛泽东的哨兵，但个人的修养和人格的缺陷使得她不能为其他精英所认可。本文又将1966—1976年间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作了宏观的分析，对文革的积极参加者和被动参加者之间经历、技能、角色定位和政策倾向的差异作了对比和评价。 三、角色冲突:权力精英命运的一种解释 角色冲突理论能够很好的解释文革期间政治精英的最终命运。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并非是简单的正确路线与错误战线的冲突，而是后发国家为进行政治动员所必需的价值诉求与党政机构理性的制度化、科层化建设之间的固有矛盾，在两个具有不同人格类型、不同角色定位的领袖身上的折射。属于一种角色外冲突。这种冲突在更大范围内存在于具有不同角色定位的政治精英之间。对党的元老们来说，由于经历了长期的党的组织纪律的熏陶，他们不会像文革时地位迅速上升的那些精英一样组成党内的小集团，因此在两派的斗争中并不占优势。同时，他们要解决的最大难题是，如何使毛泽东对自己的言行满意，同时因为要处理具体工作，又必须保持自己所属机构的行事作风。这就产生了角色间的冲突。如果这种冲突不触及他们所坚持的原则的底线，扮演两种角色所带来的冲突还可以勉强应付，但随着两种角色所要坚持的原则距离逐渐拉大，这种冲突就越来越激烈，使他们最终溃不成军。相反，这种困惑林彪、江青等人是没有的，他们的角色定位是异常清晰的，那就是:紧跟毛主席。 但对于在文革中迅速崛起的政治精英来说，他们也并不轻松。他们除了要面临角色外冲突，还要面临来自角色内的冲突，即一种自我困扰。毕竟自己的角色突然发生了巨变，能够胜任所担任的职务吗?不仅周围的其他人在问，连他自己都时常会怀疑。他们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方面，要努力打造自己的高级干部形象，使自己的言行和思维方式至少在表面上符合人们对党的高级干部的预期。这本身就是一个痛苦的转变过程;另一方面，他们面临着两种伦理观的折磨，即马克斯伟伯所说的“意图伦理”(an ethi。。f intentions)与“责任伦理”(an ethie ofresponsibility)。江青和林彪最终的结局很大程度上就是上述两方面问题的困扰所导致的。 结论、精英的集体悲剧—制度缺失下的负和博弈 为什么每个政治精英都从自己的实际出发选择了最为理性的应对策略，文革最终却没有真正的受益者?“纳什均衡”理论告诉人们，如果没有人人都共同遵 守的制度来提供行为预期，不同利益个体间的博弈，最终只能是两败俱伤的“负 和博弈”。文革时期政治精英的集体悲剧至少是两个“负和纳什均衡”造成的。一 种是在失去了党内民主集中制后的纳什均衡，另一个是在“人格化权力结构”下， 没有制度化的政治精英的甄拔设计所造成的“纳什均衡”。但是中国共产党是一个 具有现代化取向的党，它强大的制度创新能力使其最终能够战胜挫折，走出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