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由陈独秀1915年创办，高一涵是杂志创办初期最早加入的主编之一，《新青年》不仅为其提供了一个与封建专制政治、传统伦理道德相互对垒的论战场，更成为其民主启蒙思想孕育、发展、转变过程中的重要节点。高一涵《新青年》时期的民主启蒙思想，既是现实民主政治挫败催生的产物，又是《新青年》同人间思想的砥砺，以及高一涵自身融贯中西政治理念下相互借鉴的结晶。与同时期的进步启蒙者一样，高一涵遵循的民主启蒙路线，是以张扬“人”的权利为宗旨，从树立“人”的自觉心、培育共和青年着手。但作为“新青年”群体中为数不多的专门接受过政治学理论专业学习的启蒙者之一，高一涵的民主启蒙思想更彰显出其个人的学理性特色。他在审视了西方人权观的基础上，以平等和自由为基本原则，重构了其理想中的人权观。高一涵一方面将自由与法治相关联，强调法律不能干涉人精神上的自由；另一方面，在自由与平等间寻找契合点，提出一种“平等的自由”，试图以此调整每个个体在实现自由权利问题上的平衡。在《新青年》前期，高一涵用调和的政治理论实现了其政治平等原则的自我架设，后期开始接触并吸纳马克思唯物史和经济学原理后，将目光从政治的平等权利移向经济的平等权利，显示出了其审时度势的战略发展眼光。继而高一涵从改造当代青年的旧道德为突破口，为青年提供了一套“胆、志、识”有机统一的“自觉之道”养成法，目的是唤醒青年的自觉，寻求政治、社会变革的有生力量。高一涵的民主启蒙思想并不是空中楼阁，他的最终目标是构建一种“自利利他型”的平衡社会观，在这样的社会里，个人私益与社会公益并没有必然冲突，二者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个人私益可以通过社会公益的实现得到满足，社会公益也可以在个人私益的满足下得到实现，从而构筑了小己私益与社会公益之间的平衡。在论及民主国家构建时，他提出三种现代民主国家应具备的基本理念，即主权在民、国权有限、以及依法治国，辩证的看待了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之间的对立与统一，对于国家权力的边界，他认为国家权力不能染指人的精神、意志自由，只需保障个人自主、自愿的选择权。并且高一涵是坚定的法治主义者，他相信法律同国家一样，是用来维系、调节、保障小己权利的工具，法治是现代民主国家最显著的标志之一。总之，高一涵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重要的启蒙者与政治思想家之一，其对西方近现代政治制度与思想变迁的深刻把握，提升了整个新文化运动的理论层次；其应对时势，在自我否定与扬弃中，完善与充实了自己民主启蒙思想的精神内涵；更重要的是，其民主启蒙思想中闪烁的理性光辉，使其当之无愧的成为“新青年”一代启蒙思想家中的佼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