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35年来，中国经济实现了世界经济史上空前的经济增长并迅速成为经济总量世界第二的经济巨人。尽管人们试图从不同的学科角度探索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但是，至今尚未见令所有人认同和满意的科学解释。其中，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解读似乎可以总体上把握经济百年的逻辑轨迹，但是，中国的政府和市场都不是西方主流经济学视域中的标准类型的政府和市场。新制度经济学将政府作用放大到国家层面，认为国家作为具有暴力潜能的产权制度的供给者，能否供给并有效实施并保护“有效率”的产权制度成为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然而，中国政府在产权私有化方面坚决地拒斥了“华盛顿共识”的政策主张，显然，这一关键改革举措及其现实的经济增长效率，用新制度经济学或发展经济学简单的国家模型无法解释。因此，如果承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源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制度建构，承认中国经济增长中国家的作用几乎无处不在，就必须超出新制度经济学或政治学的国家概念范型，回归唯物史观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并从这种国家观的演进中理解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巨型社会制度变迁。马克思国家观在批判黑格尔的国家观中开始创生，实现了国家观从“观念决定现实”到“现实决定观念”、从“想象的关系”到“现实的关系”、从“国家决定家庭和市民社会”到“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从“国家至上”到“国家有限”的转变。在考察全部人类历史的发展逻辑结构中确立国家结构、功能、目标和合理性依据，确立了结构主义的国家观。国家作为上层建筑的制度形式与思想形式的意识形态，共同决定于、服务于经济基础结构，服务于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经济发展目标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人文社会发展目标。这种结构主义的国家观在唯物史观的历史逻辑中，呈现出“革命”性“暴力显能”型国家与“发展”性“暴力潜能”型国家。前者是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革命剧变时期，以用制度根本变革来解放生产力为基本特征，后者是在社会的稳定发展时期，以制度的渐进改善来发展生产力为根本特征。国家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以能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第一尺度。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列宁将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发展了马克思的革命型国家观，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观，同时提出了“新经济政策”对发展型国家观进行了有益探索。斯大林改变了列宁对发展型国家观的探索路向，创立了政治上高度集权、经济上高度集中的“斯大林模式”，建立了实践的“一体化”国家。这种国家结构与马克思唯物史观中的国家观不同，经济结构已经失去独立的存在条件而同意识形态结构和政治结构实现了一体化。国家作为上层建筑不再是决定于、服务于经济结构，而是恰恰相反，经济结构从属于、听命于受意识形态结构决定的政治结构。国家变成万能型国家，党政合一、党军合一、政企合一、政事合一，党政军经文的一体化权力，使国家无所不在、掌控一切。进而，实现了国家权力对经济权力的替代和僭越。这种计划经济模式尽管在国家初创时期实现了高速的经济增长，但由于权力扭曲经济规律，无法解决“信息”问题和“激励”问题，使经济增长最终陷入增长停滞。新中国的国家观念在建国初期具有发展生产力和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双重目标，“一边倒”的意识形态结构使中国迅速完成了本该长期过渡的根本制度变革。由于意识形态的作用，制度变革后的共和国没有实现革命型国家观向发展型国家观的转变，毛泽东采取了极端的无产阶级专政形式——继续革命的国家观，最终导致了“十年动乱”，使国民经济增长停滞并处于崩溃的边缘。改革开放首先是由于意识形态实现了由“两个凡是”到实事求是的转变，实际上就是实现了向马克思国家观历史性回归，即实现了由“观念决定现实”到“现实决定观念”、由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由政治标准向生产力标准的转变。同时，也是实现了由革命型国家观向发展型国家观的转变。国家开始制定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适合于国情的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开始重建相对独立并充满活力的市场结构并最终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建立以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为目标的有效率的产权制度中，在充分正确发挥政府作用和不断增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过程中，在改革开放是伟大实践中，实现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