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读理论同美国文艺理论家布鲁姆提出以后,如今已经由文本误读到文化误读发展成为一个内涵宏富的理论体系。本文首先从误读的内涵、理论阐释及误读的美学效果三个方面阐述了一种误读理论体系。人们囿于自己固有的文化传统、生活习俗和知识结构形成的接受“前见”的限制,在接受异文化时,必然是以误读的方式。异文化间的误读,一般会产生负面效应,但很多时候却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积极效果,从而促进本族文化的发展。本文便是运用这一误读理论来分析一种异文化间的文学误读现象——晚清外国小说接受中的误读现象,探求产生这种误读现象的文化根源,考察这种误读产生的正反两方面的美学效果。 晚清外国小说接受中的误读现象突出的有两点:一是小说功用的误读。以梁启超“小说界革命”中对日本政治小说的误读为代表,一大批新小说评论家,在急切的救国心的驱使下,以传统小说功用和“文以载道”的文学眼光,突然发现小说通俗易传,有很强的感染力,足“载道”——宣传新知救国的绝好工具,从而极力鼓吹小说救国。在他们眼中,小说的功用主要有两点:一、小说是救国之利器,是表达他们的政治见解,导社会之力量的最好工具;二、小说是传播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的媒介,可以开启民智。因此,他们也想当然地“发现”,西洋和东洋都是靠政治小说完成革命的。二是小说叙事模式的误读。中国小说的史传传统,以情节为中心的审美标准,和晚清时民主自由激情和个性的缺乏,使得新小说家在接受外国小说艺术形式时必然产生误读。在小说的叙事时间上,新小说家把西方小说的现代叙事时间简化成了倒装叙事,又把倒装叙事集中在“开局突兀”上,根本没有领会西方近代小说叙事时间根据表达需要进行剪辑的灵活性;在叙事角度上,“新小说”家作品中的“我”只是串连故事的线索,作品根本没有关注我心里的思想和情感;在叙事结构上,因为中国小说重情节传统的顽固性,对西方小说叙事结构的接受也最难。新小说家始终没有认识到风俗人情、风景和社会背景描写的美学价值。 在小说美学史上,晚清外国小说接受中的误读,迟缓了中国近代小说成熟,但的确提高了小说地位,为小说的发展打开道路;没有领会西方小说叙事模式的本质内涵,但的确打破了中国小说的传统叙事模式,创造了自己独特的叙事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