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来,我国人权保障研究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加强“人权司法保障”的制度改革要求,标志着我国司法人权保障将步入新的历史阶段。司法人权保障的重点是通过司法来完整地保障人权尤其是法定人权的现实化,强调法治社会背景下司法之于人权现实化的主导意义,克服当前司法人权保障局限于程序性人权保障的潜在不足,进而使人权法治保障模式之于人权现实化的实践价值得到完整意义上的实现。人权,是一具有多学科内涵的概念,无论是历史、政治、社会还是哲学都对人权具有了一定描述,而人权的核心内涵是一种人所应该具有的权利,国家的产生也来源于公民权利的让渡。因此这种权利从权利的性质来说不应受到公权力的侵害,具有天然的边界性,这种边界性,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司法,是人权保障的最后环节,但是在刑事司法运行过程中,司法制度存在失灵的风险,以致人权受到侵害,冤假错案时有发生。因此推进刑事司法人权保障是当前人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前司法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人权发展的主要矛盾是日益增长的人权需求和人权保障体系不平衡不完善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深入的理论研究和多角度多学科的人权保障分析是人权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前提。目前人权基础理论的主要是人权的利益理论和人权的意志理论,但是两种理论在核心概念、程序构建方存在缺失,我国所需的人权理论和人权保障理论应是一种重视制度的理论,这种理论应吸收意志和利益论发展成果,构建强调制度保障的体系。制度理论的构建必须通过构建坚实的理论基础、参考广泛的域外人权保障经验、立足我国司法改革的历史与实践、重视大众人权的认知和需求,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符合人权发展规律符合人民群众需求的刑事司法人权保障制度。在理论基础方面,在文献综述中通过文献计量学创新地进行文献定量分析,力图在技术上相对现有人权研究论文中有所突破,首先利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和复杂网络关系、关联规则等数据挖掘方法对主题相关的共现关系、时间序列关系、复杂网络关系等进行挖掘整理,力图客观反映司法人权保障的现实状况。在此基础上发现,我国学界对于人权的理论认识已经逐渐从如何定义人权向如何构建人权保障体系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研究我国司法人权保障的文献分析有利于将人权研究从自发向自觉转向。在理论发展的过程中,也清晰体现了几个特点:学界关注的重点主要路径为以审判独立为起步,强化司法公开,积极参与人权的国际保护,在此基础上深化审判监督,同时加强无罪推定原则的适用,最终推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通过域外人权公约的比较法研究发现,人权的最大公约数理论是国际人权公约存在的基础,基于世界各国人权发展水平的差异化因素,世界人权保障的主要逻辑是必须先保证公开审判,在公开审判的基础上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的无罪推定的权利,再者必须保障他们获得辩护以及上诉权利。这种逻辑主要强调的是通过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公开的诉讼权利来保障人权。司法是人权保障的重要环节,通过比较研究我国四次司法改革有关人权保障制度发展的实践经验与司法哲学,发现在基于规则和事实之间的平衡中,我国司法机关力图构建一种动态的保护模式,以积极应对在刑事制度中人权可能受到的侵害。司法人权保障的中国司法哲学路径选择的首要条件也是核心条件是通过司法公开,强调辩护权的保障,在无罪推定的基础上强化司法监督,最终实现公平正义,这也是我国建国以来司法实践的重要成果。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人权理论和实践直接服务的对象。通过认知科学的定量型研究工具,针对大众的人权观、人权保障观进行了研究,发现大众人权观存在着缺失,特别是对刑事司法对于人权的保障认知存在着不足。构建正确的大众人权观首先必须坚持人权教育,人权教育的核心在于提升大众对于人权的认知,提高对于公众人权意识的引导,推进司法人权保障的发展。根据目前大众对于司法人权保障的认知,发现包括对司法公正、审判独立、审判公开、无罪推定、禁止刑讯逼供以及受害人权利保障等方面,大众都有着很直观的认知和需求,因此必须推进司法人权保障制度建设,让公众在个案中体验公平正义人权受到保障,才能体现司法为民的根本宗旨。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运用制度经济学的构建方法,提出了两种刑事司法人权保障的构建模型,循序建构模型和平行推进模型,两种模型在推进社会发展方面都有着巨大的作用,通过数理分析发现,最终更具有社会意义的发展模式是人权的平行推进模式,力图构建一个人权保障建设的具有社会学和法学意义的发展模式,并对包括审前羁押、律师辩护、无罪推定以及错案赔偿等刑事司法中人权易受到侵害的问题提出了理论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