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是一位不断创新与超越的作家,是当代文坛鲁军的代表人物,又是一位具有强烈道德意识和人文关怀的作家。自《古船》发表后,张炜及其作品便成为文学评论的焦点。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那场至今未见终了的“新人文精神讨论”中,张炜高举人文主义的大旗,对当下的诸多问题投以审视、关注的目光,并提出了一些救赎的途径。无论是张炜本人的言论,还是具体的文本创作,都能看出其与部分俄苏作家相似的思维方式和审美追求:张炜清新隽永的抒情风格、鲜明的道德理想主义倾向、沉重的苦难复仇情愫,以及对人与自然问题的关注,深厚的忧患意识和博大的人道情怀都与部分俄苏作家一脉相通。尤其是他对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艾特玛托夫及阿斯塔菲耶夫等作家人格及作品主题的借鉴与创新,不止得其皮毛,而且得其神韵。这正应证了陈思和先生的言论——当“影响”本身已经内化为作家自己的东西时,就很难将“影响”与创新剥离开来。本论文以文化主题比较为经,人物形象分析为纬,分上、下两篇展开论述。上篇共四章,主要从罪感文化层面剖析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两位作家对张炜创作的影响以及中俄文化的差异。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畸形的政治和畸形的社会给普通人的身心乃至人性带来的极大灾难,成为罪感文化的缩影。张炜小说《古船》中的现实社会正是中国苦难的集中展示台,它淋漓尽致地展出了物欲横流、道德滑坡、人性荒芜、欲望膨胀,以及人们由此所陷入的绝望、颓靡的精神状态。在揭示苦难的同时,作者也试图分析原罪产生的根源。这一时期的张炜显示出托尔斯泰般深沉执着的道德探索和深广博大的人类爱哲学。从这个意义上说,是托尔斯泰教会了张炜如何胸怀大心,如何关怀巨大事物,使后者得以创作出《秋天的愤怒》、《柏慧》、《外省书》、《家族》等以道德为轴心,以关怀和守望人性为旨归的佳作。托尔斯泰的原罪感并非与生俱来,张炜如何借鉴,如何提炼是第二章的论述重点。第三、四章从弗洛伊德心理学及社会学角度,阐述了灵魂自审、复仇、弑父等在张炜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表现,主要以《古船》、《家族》和《卡拉马佐夫兄弟》为例。这些作品中情感失控的复仇和家族意识驱使下的仇恨,在一定程度上昭示出中俄文化的相似。下篇立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挖掘,以时间为轴,着重分析张炜与部分俄苏作家在野地文化的表达方面有何关联。张炜的前期创作受屠格涅夫《猎人笔记》的影响较大,后者那种将自然人格化、物我相通的诗意描写,对两性感情的理性处理以及清新纯净、朴素优美的艺术风格,与张炜本人亲近自然、流浪出走终究回归自然的心非常契合,这是第六章所论。1986年以后,张炜写出了《海边的风》、《九月寓言》等作品,凸显野地的永恒性和矛盾性,与苏联当代小说家艾特玛托夫、阿斯塔菲耶夫的创作主题及艺术风格极其相似。具体体现在张炜对人与自然主题、道德主题的融合,对偏狭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反馈,对工业文明所造成的人类心灵枯竭、道然沦落的关注,都进行了巧妙的俄苏因素“移植”,这是第七章的论述重点。总之,张炜与俄苏文学的联系非常密切。他多次坦言自己对俄苏作家作品的欣赏和推崇;只不过,俄苏文学对他的影响更多地演化为精神层面的吸收和内化后的创新。张炜本人极力反对“脱亚入欧”的模仿。可以说,他的创作是一种语言的事业,一种个人自救的事业,更是一种民族的事业。这个层面上的张炜是独一无二的。他是个了不起的学者和擅于创新的知识分子。所以,本文所论也是首先基于实事求是地熟悉前人的研究成果,立足于文学作品的分析,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自己的探索和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