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人类发展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约5亿人口得以脱贫。但是中国地区、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贫富分化加剧,尤其是在自然条件相对恶劣的边远民族地区,贫困现象更为严酷。对于解决贫困问题而言,人的发展是关键,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乡村人口生存状况的改变。伴随着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开展,政策体系由农村支持城市、农业支持工业逐步转变为城乡一体化。相应地,乡村教育与乡村社会经济发展以及文化变迁需要解决的问题在很多关键领域也己发生了质的变化,这些变化意味着我们要寻找新的乡村发展之路。本论文以中国云南省一个贫困民族乡的发展干预为研究对象,主要运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考察、描述和解释这一乡村社区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两条不同的发展路向：一是国家主导的乡村改革；二是由专家、学者主导的基于地方的以教育促进贫困民族农村社区的发展。基于发展人类学的理论来分析乡村发展的现实要素与驱动力,研究乡村发展实践中的教育与社会、经济、文化的关联图景,在对发展理论和地方实践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尝试呈现一条贫困民族乡村教育与社区综合发展的新思路。乡村教育既受到大时代、大社会发展潮流的影响,也根植于地方的文化、经济、社会、地理等要素。在现实中,乡村教育并非是封闭性的或静态的。现代化运动为乡村社会、教育与国家社会建立联系提供了新的“链接”,同时,也改变着地方知识。在知识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乡村教育不可能独立于时代发展的潮流之外,因而,应坚持城乡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以全面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为最终目标,实现乡村教育的优质化并加强乡村学校服务乡村的功能。同时,发展乡村的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育、继续教育,建构乡村的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乡村。基于国家意识的发展改革以技术、现代化为主要背景,虽然具有“计划”的外貌,实际上是实用主义的,是邓小平同志“白猫、黑猫论”的体现,其自上而下发动和推行的基本方向没有变,但是也积极吸收国际发展研究中的一些经验和做法。由专家、学者发起的基于地方的内生式发展活动,紧追国际变迁、实践国际发展的趋势,强调自下而上的“参与”,倡导发展理念的地方化和本土化。这类研究在实践中或多或少也都会与国家背景的组织和机构相互联系,从而保证项目能够顺利实施和运作。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用主义导向的“发展”现实与参与式发展的实用主义知识论其实是相称的。因而,乡村的不同发展路径应当进入更自觉的“对话”、“互动”与“融通”的时代。乡村建设是一种发展的策略,它代表了对乡村未来的探索,它不仅是勾画新农村的理想图景,还应该是寻求关于乡村社会可能会如何建构的方法。对于贫困落后地区建议走内生式与外源式发展相结合的发展之路。在这一路径中,学习型乡村的建设是发展的基础,外来干预和地方参与相结合是发展的关键,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科技支撑是推力。以行动者网络为发展的路径,通过“政产学研农”相结合寻找各种方法来加强和重新配置地方资源,走现代农业的发展之路来降低地方竞争力的相对劣势,以教育及创新学习来推动乡村的整体发展。本论文的研究意义主要在于为中国乡村教育与社区的综合发展研究提供本土经验,在关注发展人类学理论的同时,也关注发展干预实践的解读与建构。这对于探讨贫困民族乡村教育和乡村综合发展问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