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中国文化中最具特点并且被其他文化所特别关注的内容之一就是其对于身体规训的教育。著名导演彼得·布鲁克等一些西方艺术家对亚洲身体规训方法产生浓厚的兴趣，并试图将其带入西方文化之中来解决西方儿童的姿态问题。但是由于受诸多因素的影响，近年来中国青少年的仪态问题也变得日益明显：一个最不缺少仪态和身体训练方法的国家却遇到了身体仪态的大问题。在新中国的学校教育体系里中，广播体操被认为是训练青少年身体形态最为有效的手段之一。近半个多世纪来中国青少年在成长中有关身体规训的主要训练大多是通过广播体操完成的。但是现有的广播体操存在着机械单调、不分性别、缺乏特色的种种问题，越来越不能满足青少年对于更加丰富的内涵和表现形式的需要，结果是他们对广播体操日渐疏离。针对中国青少年在身体规训上出现的问题以及广播体操的现状，上海戏剧学院的孙惠柱教授提出了“戏曲广播操”的概念，将当代中国人日常生活中最为熟悉的广播体操和戏曲的基本动作结合起来，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新的体操。戏曲广播操不但要保留广播体操原有的健身功能，更为重要的是使其同时兼具审美、文化内涵，可以对青少年进行具有民族特色的身体仪态规训。“戏曲”和“广播体操”看似很难关联，一个是传统的艺术表演形式，另一个是现代的全民健身运动，在孙惠柱教授提出“戏曲广播操”的概念之前，绝大多数人从未想到过两个概念能有什么交集。但事实上，戏曲广播操不但是广播体操未来发展的一种可能性构想，其雏形早已经在北京上海不少地方出现了。在这种新型的体操中，戏曲的程式动作是在内容上所做的改进，而其载体还是广播体操这种运动形式。要想更加科学和精确地设计和规划“戏曲广播操”这个构想，就必须了解作为其载体“广播体操”的历史发展。广播体操虽然是中国人日常生活中最为熟悉和常见的运动，但大部分人对于其历史及发展过程却知之甚少，甚至还有很多人一直存在这样的错觉：广播体操是中国独创的运动形式，其历史也不过是从新中国成立之后才开始。即便是在理论界，直至现在大陆学者对于广播体操的历史研究还是不多，大多数研究都是停留在1949年后广播体操在中国大陆的发展，很少涉及之前的历史，对于国外广播体操的发源、发展及和国内广播体操的“由外及内”的研究几乎完全没有。本文对来自日本、台湾等地的有关广播体发展史进行了整理和研究，梳理出了广播体操历史的发展脉络：广播体操作为一项全民性的健身运动于20世纪20年代发源自欧美，经由日本传入当时日本统治时期的台湾地区和中国内地，在经过近百年的发展过程后，广播体操的主要推广地区早已从欧美转移到了亚洲。目前为止，只有日本、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地区是还保持着广播体操传统，而日本的广播体操更是形成了一种带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传统。通过对广播体操在欧美、日本及中国大陆等地区历史的梳理，广播体操除了健身之外内在的深层次的其他功能被一一挖掘出来：美国保险业的商业目的、日本扩展军国主义的工具以及中国的意识形态控制，也都得到阐述和说明。同时，另外一些不被人注意的更加特殊的功能也逐渐被发掘出来，即：广播体操还可以承担艺术审美以及文化教育的功能，对于戏曲也是一个很好的载体和形式。虽然广播体操自身存在某些弊端，但并非像很多激进的学者认为的那样，应该被完全取消，相反的，这项运动所具备的易操作、集体性的显著特质对于形体规训、特别是中小学生的身体训练有着难以替代的作用。广播体操不仅可以将军国主义思想、个人崇拜融入其中产生“爱国体操”、“语录体操”这样充满意识形态意味、甚至有些极端的变种，也可以赋予其全新的、健康的、充满文化传承意味的内涵。虽然在此之前广播体操的审美及文化功能或者被忽视或者被政治因素所利用，但是这也从反面印证了这种功能的存在和作用，也可以由此推论：广播体操与戏曲的结合是可行的。“戏曲广播操”是社会表演学在实践层面的一个新的设想，在对作为载体的广播体操进行了充分的分析之后，作为戏曲广播操内容的戏曲动作就更值得从社会表演学的层面进行深入的探讨和分析。因此，本文还对于戏曲广播操的审美功能、文化教育功能以及为本民族文化提供“身份认同”的重要作用进行了论述。此外，本文还进行了实践调查和案例分析。在部分城市和地区，已经有一些类似戏曲广播操的用戏曲动作改进现有广播体操的实践活动。上海一些中小学中推广的“京韵操”和北京市一些社区联合戏曲院团推广的“中华戏曲健身操”，都是对于戏曲怎样和教育以及日常生活更好结合的新尝试，也是和戏曲广播操所倡导的概念不谋而合、形式最为接近的两种实践活动。“京韵操”和“中华戏曲健身操”都以中国传统的戏曲动作为核心，在加以改造和编排的基础上，兼具了广播体操可以配合音乐口令多人共同操作的特点。这些实践活动和“戏曲广播操”的概念可以相互印证，也为未来全国性的戏曲广播操的真正问世和推广提供了很好的实践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