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时代背景和文学思潮决定了苏文地位的升降变化和研究重心的转移;这种变化和转移,又折射出文风、士风等社会风气的变迁。与此相应,苏文研究呈现出阶段性的特征。明代的苏文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平静发展期、变化过渡期和全面繁荣期,大致与明代的前期、中期、后期相对应。 明代前期,苏文的研究处于波澜不惊的状态。从读者阅读方面来看,读书主要是为科举的目的,所以对苏文他们会选择那些对他们的考试有帮助的部分。推许苏文与称赞东坡气节密切联系,所以此时那些能表现他立朝大节、为民请命、忠心为国的论、策最收欢迎。大众阅读还不繁荣,此时期苏文整理刊行的稀少反映着这种状况。苏轼全集的编刻三易其手,前后跨度达一百一十年,其中《续集》十二卷的出现是苏文研究史上的大事。从创作接受的角度,纡徐畅达、雍容典雅是最符合要求的文章标准,这与台阁文风的统治密切联系,因而苏文不是学文者的首选,最佳模范对象是欧阳修的作品。此时没有出现有份量的苏文研究者,也少见有影响的人物大力倡导苏文。这既与明代前期经济、政治状况相关联,也由当时思想、文化方面的特征所决定。 在前七子主盟文坛的时候,苏文属于被他们一概排斥的唐、宋文的范畴,前七子的言论中很少能看到有关苏文的内容。倒是此时文征明、杨慎、郎瑛等对东坡诗文有些议论。唐宋派既重两汉文,又倡唐宋文,以唐宋八大家为旗帜,影响深远,他们尤重欧、曾。从茅坤的《苏文忠公文钞》对苏文的总评和单篇文章的评点,可以归纳他对苏文的看法。茅坤后期文章观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期望其子编辑苏文的全集,对苏文的价值也应有新的认识。后七子总的来看,比前七子显得通达,这种转变也主要发生在他们人生的后期。王世贞对苏轼的逸闻趣事和其尺牍、题跋等小品文的喜爱已经为晚明苏文研究展示了方向。和他同时的还有徐渭等人,开始明确倡导苏轼的小品文。同期多才多艺的吴中名士等人诗酒风流的生活方式对士人传统生活方式的颠覆,阳明心学的风行和发展对社会心理产生的广泛影响,以及包括书籍出版在内的商业的繁荣,都为晚明苏文阅读研究的全面和深入做了准备。故整个明代中期的苏文研究在这些派别和个人的作用下,呈现出明显的过渡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