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面二胎”政策的放开,我国女性在就业过程中遭受歧视的现象日益严重。就业歧视不仅侵害了个人的基本生存权利,也会造成人力资源的严重浪费,不利于构建社会和谐劳资关系。而反就业歧视的最终目的在于实现和维护平等就业权,平等就业权的上位概念即社会权,而平等就业权的内在价值包含维护人基本的生存权和尊严。如何从法律层面更好地保护女性平等就业权是本文主要讨论的问题。本文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从基础理论的梳理入手,在论述平等的基础上,理清平等就业权和反就业歧视的关系,即反就业歧视是手段,实现平等就业权是最终需要实现的目的。从正面回答女性平等就业权的含义,探讨女性平等就业权保护的边界。从工作家庭平衡和社会连带责任角度出发,说明女性平等就业权是需要国家主动采取例如制定法律等措施加以保护的积极权利。第二、三部分,通过整理分析我国在保护女性平等就业权方面的制度和司法实践现状,提炼出法律规定不明确、特殊保护过度、诉讼中举证分配规则不统一、民事法律责任设置不完善以及救济渠道单一的问题。第四部分,对域外国家和地区在反就业性别歧视方面的制度现状进行梳理,并整理出可供参考和借鉴的措施:明确歧视的本质在于区别、排斥或优待,完善就业歧视的种类和形式认定规则;诉讼中举证责任的分配上,被告在原告完成举证之后,需证明订立的条件或采取的措施的理由具有合法性或合理性,原告仅需证明歧视存在;用人单位应对其歧视行为造成的劳动者的精神损害进行赔偿,且经济赔偿的范围不应仅限于现实的利益损失等;设置独立的反就业歧视专门机构,其负责在解决纠纷的基础上预防就业歧视。第五部分,本文从以下方面提出建议:立法层面明确平等就业权;调整特殊保护措施;完善现有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明确用人单位需承担证明责任的事实;加强民事法律责任的力度,具体包括扩大经济损害赔偿范围、适当提高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等;从搭建公益诉讼平台、完善执法和促进行政救济与司法救济衔接等方面拓宽救济渠道。当前我国在保护女性平等就业权的法律制度层面存有不足,导致实践中法律适用没有明确的标准,女性遭受就业歧视的情况越发严峻,但最终选择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并获得合理救济的个案少之又少。因此,在法律层面建立起保护女性平等就业权的制度,有利于更好地保障女性在劳动市场中的合法权益并进一步促进性别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