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医患关系越来越成为社会关注的重点和难点问题。由于医疗鉴定和司法诉讼程序比较复杂、医患信任缺失,由医患纠纷引发的群体性突发事件日趋严重,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例如南平医闹事件、衡阳恶性辱医案、哈医大伤人事件等。引发医患纠纷的原因涉及很多因素,包括医患双方群体的切身利益、个人文化素养、道德水平,以及国家卫生法律法规、医疗单位管理等。对医患关系有一个清楚的认识,防范和处理医患纠纷的发生,是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方面所面临的一个新的挑战。导致医患关系恶化的深层次原因是利益协调机制的缺失,解决医患冲突的关键是找到妥善协调医患两类社会群体矛盾冲突的方法,构建和谐的医患信任关系。然而医患冲突问题并不只是包括医方和患方两类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由于医患冲突的患方群体除了患者本身外,还包括职业医闹、患者亲属,医方群体包括医生、医政科负责人、护士等,从而使得医患关系问题变得更为复杂。患方群体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以及医方群体之间的责任和利益分配问题也成为我们越来越关注的热点。基于这样的形势,迫切需要建立一个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和社会稳定的医患关系利益协调机制。文章研究医患关系不同群体间的利益问题和责任分配问题,具体问题如下：(1)论文运用双层委托代理模型,分析医院、医生与患者三方之间利益协调问题。本章参考了马本江发表在《经济研究》的论文《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医患交易契约设计》,分析医生与医院的最优努力水平和责任利益分配比例。文章首先分析了医患之间利益关系的影响因素,分别就医院-医生、患者-医院建立了委托代理模型。然后,考虑了老练的患者和医院在医疗服务中的行为,即在分析患者-医院委托代理关系时,考虑了医院-医生的行为。研究结果表明,现有研究结论认为当发生疾病不能被完全治愈的情况时,医方承担全部医疗责任风险并非最优的契约安排,最优契约安排下医疗风险应该由医院与医生共同承担。两者之间的努力水平是相互促进的,即医院如果希望医生更加努力工作,自身也要提供尽可能好的医疗环境,并且必须给予医生一定的责任和利益分成比例。(2)论文构建了医患关系的双边委托代理模型,同时考虑了医生的道德风险(体现为过度诊疗服务)和患方的道德风险(体现为医疗保险体制下小病大治),即双边道德风险问题,建立了双边道德风险的医患委托代理模型,得到患方行为的一些启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引入第三方政府对医患关系的影响,以农村医疗保险为背景,分析患者、医院、医生之间的利益关系和责任关系。模型结论表明,引入医疗保险后,患者在设计契约时,医方的责任分配比例提高了,提高的程度与政府提供的药单报销比例相关。并且,引入医疗保险后,医方的努力水平提高,而患方的努力水平下降了。(3)论文在经典的Jackson-Wolinsky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虑了个体异质、转移支付、动态成本因素,运用穷举搜索法研究了医患冲突社会网络结构的稳定性和效率。研究结果表明,在医患冲突的社会网络结构中,当直接连接成本和连接收益较低时,星形社会网络稳定且高效；随着连接收益的上升,同时满足稳定性和有效的社会网络结构呈现出多种间接连接形态。该社会网络连接模型揭示了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中“越位”、“越权”现象的产生条件：其关键因素是连接收益和连接成本的权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