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健康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也是体现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居民健康水平得到了很大改善。我国居民的期望寿命从解放前的35岁上升到2009年的74岁,但城乡差距较大。近年来,人们对健康的社会影响因素日益关注,认为健康的社会因素是导致疾病的“原因的原因”。WHO健康社会决定因素委员会倡导：“从现在开始,采取行动”。农村居民的健康关系到全社会的健康,关系到社会的全面和谐发展。研究针对我国农村居民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在这种情形下显得非常必要。方法以社会流行病学为基础,利用统计资料、文献资料和现场典型调查,采用时间序列与比较分析相结合,资料分析与调查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研究。通过收集统计年鉴资料,了解我国农村居民健康现状和相关影响因素。本研究对期望寿命、孕产妇死亡率、两周患病率等作为农民健康状况指标,人口结构、社会经济地位、卫生资源、卫生服务利用、营养状况、健康素养和卫生政策等方面对健康状况的影响做了时间序列比较和多因素分析。于2011年9月-10月在青海互助和山西定襄分别选取经济中等的两个村庄进行了典型调查,通过问卷调查和定性访谈的形式了解农村居民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采用Epi Data3.1完成资料录入核对,利用SAS和SPSS统计分析软件完成数据的描述和分析。结果统计资料结果显示影响我国农村居民健康的主要因素有：年龄、文化程度、就业情况、经济收入、卫生服务利用、环境、人口结构、政策等。现场定量调查1409人,有效问卷1408份。其中青海高羌村495份,山西留晖村913份；男性553(39.3%)人,女性855(60.7%)人：平均年龄48.1±14.2岁。调查对象自评健康状况“好及以上”的占60.1%,两周患病率为19.8%。青海高羌村两周患病率(13.1%)低于山西留晖村(23.4%),具有统计学意义,疾病种类排在前三位的是高血压、感冒、糖尿病。比较发现,青海高羌村和山西留晖村村民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青海高羌村家庭居民平均年收入为5107元,低于山西留晖村6719元；高羌村被调查对象文化程度低于留晖村；调查对象对痢疾是否能传染的知晓程度低,高羌村被调查对象知晓率为29.5%,留晖村被调查对象知晓率为17.7%；仅有1.4%的被调查对象明确知道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的概念；留晖村被调查对象对卫生服务的利用高于高羌村；高羌村被调查家庭卫生厕所比例为卫生厕所比例为50.7%,留晖村为100%；高羌村被调查家庭饮用水源不安全的比例为59.9%,留晖村为0.2%；高羌村和留晖村参合率分别为98.6%和96.7%,无统计学差异。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外出务工、健康知识知晓、应就医而未就医、自评健康状况是影响两周患病率的主要因素。定性访谈结果表明,影响我国农村居民最主要的因素依次是经济水平、健康教育服务、生存环境和政策。验证了统计资料分析得出的我国农村居民健康社会决定因素模型。结论影响我国农民健康最主要的社会因素是农村的经济水平。受我国城乡二元经济体制的影响,长期以来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发展城市,造成城乡居民经济收入的差距,城乡卫生资源分配的不均,农村居民医疗保障体系薄弱,农民卫生服务利用低下,环境卫生条件较差,影响农村居民健康水平。其次,影响我国农民健康的主要社会因素是健康教育服务的利用。我国农村居民长期以来处于相对封闭状态,农村居民受传统文化影响较深,健康意识普遍较差,卫生服务的利用差,健康素养水平不高,健康教育服务提供较少,针对性差。第三,影响我国农民健康的主要社会因素是生存环境。生活、工作环境的改善有利于促进农村居民健康。多部门联合采取促进农民健康的措施,为农村居民营造健康的生活、工作环境,提供促进农民利用的公共卫生服务,可以提高农村居民健康水平。第四,决定我国农民健康的重要决定因素是政策。制定有利于农民健康的政策并能够真正落实,才能真正促进农民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