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很多政治哲学家——其中最有独特性的是杜威——都对民主政治进行了详细论证。他们认为民主是西方社会政治的标志，是西方社会区别于他类社会制度的最典型的特征。但是，信奉并为民主制度优越性辩护的西方民主论者往往把民主政治的架构，判定为人类社会政治运转的应然形态，无视民主制度的进化特性，人为地剥夺了民主制度本身所具有的本土性。所以说，民主并非像诸多政治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是西方社会政治场域中所独有的现象，而是一种不断发展进化的政治生存形式，具有相对的意义和价值。如果遵循西方民主论者的论证思路，美国民主是西方民主史顶峰的结论成了定论，美国民主自然演变成了世界范围内不同社会发展的共同追求，成了一种检视其他社会政治形态的存在价值的唯一标准。为何美国一味地输出自己的民主？为何无端指责其他国家的民主进程？这种政治傲慢的产生，都是美国在世界政治领域中不能宽容地、进化地看待民主本身的表现。基于厘清上述偏见与误解，并为民主的多元性存在事实找寻理性的辩护，有必要对杜威民主观进行溯源性探讨，因为杜威民主观所蕴藏的宽容与进化向度正好能纠正美国民主进程中的偏差。杜威民主观具有广阔发展空间，他没有静态地看待民主，而是以一种有别于其他专业政治哲学家的视角，避免就民主谈民主，从传统静态民主观的理论窠臼跳出，对民主进行生态化的阐释。其中进化与宽容自然而然成了杜威民主观的两大支柱，为杜威民主观的升华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杜威民主观的产生尽管也延续了早期美国民主的思想资源，但是杜威民主观更具有质朴性，更是结合美国民主的现实实践活动，对传统乡镇自治民主形态进行总结与抽象，打上了超越性、成长性的深深烙印，充满了久远的象征意义，无限地启迪着未来民主的滋生与行进。杜威民主观的支撑点新颖，进化的特性贯穿于杜威的全部思想之中，而且是其整个政治思想体系的枢纽。他首先在哲学思维中充分信赖进化论，促进哲学从思辨的泥潭迈上面对实践的脚步，一种追求实效的哲学观深入人心，并且导致民主观的实践层面焕发出一种勃勃生机，探究、行动、践行等概念不仅成了哲学思考的焦点，而且成了民主观走入生活的代名词。人类政治社会的成长史同样反映出杜威民主观中另一翼宽容的重要性，矛盾斗争贯穿于全部政治发展史之中，但是因为宽容、妥协的存在才能确保社会成员之间相对的和谐与共处，而和平相处却是每种社会形态得以存续的必要条件。尽管许多政治哲学家将社会发展归结为斗争，归结为冲突与对立，但是激烈的冲突所导致的发展是有限度的，一旦超出它的限度必将导致社会的混乱乃至消亡。杜威民主观正是充分认识到宽容对民主社会发展的必要性、至上性，所以才处处关注宽容的，将宽容作为一种重要的道德要求，作为社会的维系与发展的重要手段。在他看来，宽容是政治活动的必然要求，而冲突只是漫长政治发展史中的非“常态”。纵观西方民主发展史，杜威民主观具有独特地位，既可以成为自由主义民主的传承者，又可以成为社群主义民主的先驱；既可以称之为自由主义民主的批判者，又可以称之为共和主义民主的拥护者，杜威民主观的历史定位具有复杂性，原因在于杜威民主观具有进化特性，理论弹性确保杜威在民主历史上天然地拥有多重身份，一方面他立足于美国民主先驱的思想对传统民主的进行继承与超越，对民主的原则予以保留，但是随着社会形态的进化，他又发现自由主义民主所具有的局限，从理论角度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对自由主义民主着眼于个人利益的极端保护予以批判，希望能在民主的发展序列中最大限度地增加基层民主的参与程度，确保民主最为广泛地实现，于是共和主义民主才能在西方民主论者编外的杜威社会民主观的启示下得以成长。另一方面，杜威通过对社会主义民主的得失观察，发现民主也可能被少数人所窃取与垄断，对社会主义民主的态度从早期的积极支持转变后期对其的愤怒与极力反对，进而希望给社会民主增加道德的规定，将社群作为分析的变量，社群的核心又是以有道德、个性完善、遵守道德自律的公民为前提条件。于是，教育手段不再单一，而是成了培养具有民主意识、民主道德要求的新公民的必要手段，人们在社群中体验民主成果、享受民主生活，这种民主理想能否实现又转变为检验教育成效的试金石。首先，杜威的民主观赋予了进化以绝对的优先性。民主本身即要求人是自由的，个性全面发展的人，没有自主性的人无法获得真正的幸福，甚至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民主最终也无法得到实现。民主与人的关系归根结底取决于民主与人一样具有进化论所主张的那样拥有完全发展的特性。民主立足于进化，民主才会有发展，才会坚决否定所谓的绝对民主、民主顶峰之类傲慢称谓，才能为每一种社会、民族、多元形态争得自身的民主方式。所以说，民主只能是相对民主，每一种社会都有发展的权利与资格，有能力按照自身的本性自由地选择自己的民主方式。其次，杜威的民主观特别重视宽容对民主运行的核心价值。在杜威看来，民主在产生之初就与宽容息息相关，没有对对方的宽容，就无所谓民主。宽容、特别是社会的最基本的利益——共处——是生存的基础。因为共处是人类社会的本质性的要求，所以，社会的基本要求也如进化一样具有绝对的优先性，不允许因为其他利益的需要而损害社会的权利。之所以将宽容作为民主制度得以实施的必要条件，原因在于民主的目标基于人的全面发展，而人的发展每时每刻都离不开人的道德素质的提升，宽容作为一种重要的道德内容，不论在日常生活还是政治生活中须臾不能缺少，只有如此社群内每一个体才能获得共赢。最后，杜威的民主观具有很大的合理性，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当代政治哲学家对美国民主的批评。因为杜威的民主理论的根基尽管仍是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保护，但是在追求平等的理想进程中，对个人权利的过度膨胀予以约束。对于传统自由主义把个人原则直接扩展成为社会原则、进而可能会忽视人与人之间利益的差别性的批评，杜威的民主理论可以做出一定补充与修复，为当代民主引入社群变量，使民主从单独的个体主义窠臼中跳跃出来。杜威认为人人都有把自己的利益归于社会利益之下、并且把社会利益当作更关切自身的利益的社会情感，从而能够在追求更大的社会利益的同时很好地兼顾到个人的特殊利益，而不会造成对人与人之间利益的差别的忽视。总之，从杜威的独特而理想化的民主理论可以看出，不能静态地看待民主现实，必须将民主根植在进化与宽容的基点之上，让民主“动起来”，让民主在其无限成长的境遇中充满勃勃生机。对于当下的中国民主如何定位，促进政府与公民关系的良性互动，从而推进良好政府模式的构建同样具有相当程度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