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知识）社会的到来，知识产权的价值日益突显，而要求信息（表达）自由的呼声亦不绝于耳。由于知识产权制度存在以下悖论：即“没有合法的垄断就不会有足够的信息被生产，但是，有了合法的垄断又不会有太多的信息被使用”。由此，在某种程度上，知识产权与信息（表达）自由之间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矛盾。为了化解两者之间存在的冲突，既保护知识产权，又使信息（表达）自由，学者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提出了各种协调两者矛盾的措施，试图调和其冲突。不过，学者们在讨论知识产权与表达自由的关系时，多倾向于论述两者之间存在的冲突，并建议从内部或外部引入表达自由以限制知识产权，捍卫社会公众获取、接受和传播信息的自由。其理由大都认为表达自由是比知识产权更高位阶的权利类型，在两者发生冲突时，表达自由优先。其实，知识产权与表达自由具有共同的社会环境，如它们都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都以市场经济作为自己的经济基础；都根源于市民社会。知识产权与表达自由具有共同的社会功能，两者都属于人权；都具有促进民主、繁荣文化、实现自我、促进社会变革的功能，以及知识产权与表达自由相互促进。所以，以表达自由直接抗辩知识产权并非理所当然，因为这会导致以下消极后果：减损知识产权人的自治；剥夺知识产权人的财产利益；减弱知识产权制度对创造者的激励；损害表达自由本身的价值。当然，勿容置疑的是，知识产权与表达自由之间存在矛盾或冲突，而化解两者之间存在的冲突这也是本文要解决的重要课题。学界在讨论知识产权与表达自由的解决之道时，大都比较宏观，比如坚持知识产权工具论，或援引表达自由从外部抗辩知识产权。其实，这种宏大叙事在解决两者冲突时过于抽象，在具体操作时往往陷入困境。换句话说，这些论述并没有使用表达自由的相关法理或司法原则，来解决表达自由与某种具体的知识产权之间的冲突。此种论述给我们的感觉是：知识产权与表达自由之间是“两张皮”，而没有使知识产权与表达自由交织在一起，本文则试图解决以上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