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指出,互联网产业要抓住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互联网发展机遇。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互联网数字技术广泛应用的时代背景下,作品以数字化形式被传输下载、广泛传播,网络平台通过技术赋能转变服务方式,呈现智能化、个性化以及精准化的特征。“通知—删除”规则产生于美国的《数字千年版权法案》,我国在《信息网络传播权条例》中首次引入该规则,以有效遏制网络版权侵权行为,降低网络平台版权侵权风险。“通知—删除”规则与互联网产业创新相适应,实现版权保护的同时推动互联网产业的发展,兼顾版权人、网络平台和用户三方主体利益。数字技术进步推动数字内容产业的蓬勃发展和网络平台商业模式的不断演进,尤其是算法赋能促使网络平台角色定位发生转变。“用户生成内容”与“算法推荐技术”等新模式、新技术的快速普及,在提升作品生产和传播效率的同时,也扩大了版权侵权内容传播的速度和范围。我国“通知—删除”规则中平台被动删除、事后救济的方式,难以适应当下大规模、快传播、易反复的网络版权侵权新形势。我国“通知—删除”规则出现原有主体类型缺乏包容性、必要措施合理性与及时性规定不明、反通知程序未健全等问题。为应对技术革新给“通知—删除”规则带来的冲击,弥补现有规则的不足,需要进一步完善“通知—删除”规则,并将技术治理纳入其中,重新平衡版权人、网络平台和用户三者间的利益关系。首先,“通知—删除”规则以网络平台具备技术能力定位、处理版权侵权内容为前提条件,网络平台采用算法推荐技术从用户生成内容中获益,不能援引“通知—删除”规则进行免责。其次,必要措施合理性认定需要考量网络平台是否存在技术不能或法律不宜的情形,并且遵循比例原则加以判断;必要措施“及时性”期限需要区分版权作品类型加以规定。再次,设置反通知前置程序,给予被通知人申辩的机会,防止权利滥用造成被通知人损害;采用“合理期限+最长期限”的模式来明确“反通知—恢复”程序,以便平台结合具体情况合理确定等待期的长短。算法技术的应用普及使得网络平台引入版权过滤技术具有可行性,应建立版权内容过滤机制,明确版权内容过滤标准,并配套纠错机制。最后,完善网络平台版权治理规则,建立版权管理系统,加强平台内用户与内容管理,实现网络平台版权合规自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