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数字技术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工业领域的创业活动发生着颠覆性改变,推动了工业互联网在全球范围内快速兴起。而现有研究尚缺乏整合性框架对数字创业绩效的影响机制进行系统性探究,限制了对数字创业绩效差异背后技术、组织及环境等多重条件间的并发协同效应的理解,造成了研究成果的“碎片化”。本文以深沪A股上市的17个工业互联网企业为样本,基于“技术—组织—环境”分析框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究技术、组织与环境层面的5个前因条件对工业互联网企业数字创业绩效的组态效应。本文应用fsQCA3.0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定性比较分析:首先,对前因与结果变量测量结果进行校准;其次,对校准后的数据进行必要条件分析;再次,进行条件组态的充分性分析;最后,对数据分析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单个前因不构成工业互联网企业产生高/非高数字创业绩效的必要条件。第二、工业互联网企业高数字创业绩效的驱动机制有两种,即二元技术-组织双轮驱动型与单一技术-组织-环境三边协同型。第三、非高数字创业绩效组态有四条,与实现高数字创业绩效的两种组态存在非对称性关系。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在于:基于组态思维,探究前因组合对工业互联网企业数字创业的组态效应,丰富了数字创业影响因素的研究,且为数字创业者与工业互联网企业提供理论指导;创新性地选取了同时具备定性和定量优势的定性比较分析方法进行研究,在研究方法的选取上具备一定的创新性。本文的研究贡献为:引入TOE模型,为系统考察数字创业绩效影响因素提供了合适的分析框架,同时丰富了TOE分析框架的实践案例;本文揭示了中国工业互联网企业实现高数字创业绩效的复杂成因,分析出技术、组织与环境三重条件如何通过相互间的联动匹配来影响数字创业绩效。本文有如下管理启示:为数字创业者与工业互联网企业提供理论指导,应加强“技术-组织-环境”三个层面因素的协同整合;为政府相关决策部门提供有益借鉴和参考,可以基于“技术—组织—环境”视角分类扶持不同情况的工业互联网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