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金融危机结束后，有学者研究发现，新一轮国际资本正悄然升温并进入新兴经济体。随着我国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的步伐加快，加之国内外经济形势的深刻变化，我国资本管制的有效性并不高。短期来看，欧债危机带来的避险情绪以及汇率、利率等因素引发的资本外逃现象明显；长期来看，发达经济体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美国、日本和英国）以及中国经济的软着陆，未来中国将重新面临资本流入的局面。本文分析了资本管制的国际经验和在中国的实践，借鉴了资本管制在新兴市场国家的三种成功模式，估算了我国资本管制有效性的静态和动态参数，发现了规避我国资本管制的渠道，最后提出了提高我国资本管制有效性的政策措施。最近一次全球资本流动具有波动大、范围广、相关性强、结构差异明显等特点；IMF提出的资本流动管理政策确实为管理全球资本流动指明了方向，但同时存在一系列问题（缺乏对流动性制造国以及资本外逃的讨论等）；通过分析学者对研究资本管制效果的文献发现，资本管制在改变资本流动的结构以及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上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在控制资本流动总体规模方面存在较大争议，资本管制对抑制汇率波动基本无效。新兴市场国家在使用资本管制的工具大体分为数量型和价格型两类，通过引入关税和配额概念得出数量型管制的刚性约束更强，但存在的弊端也更加明显，应该以价格型管制为主，数量型管制为辅作为资本管制的主要方式；最后分析了价格型资本管制的三种模式，其中巴西的金融交易税模式和马来西亚的资本所得税模式分别是控制资本流入和资本外逃的成功模式，值得学习和借鉴，而智利的无息准备金（URR）模式对改变资本流入的结构起到重要作用。在资本管制的中国实践中，目前我国现行的资本管制框架包括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和信贷业务三个方面，分为对跨境资本交易（包括转移支付）和汇兑活动的限制两个环节，当前我国的资本项目可兑换程度已大幅提高，基本可兑换和部分可兑换的比例占到90%，严格的资本管制仅占10%；通过储蓄-投资法建立投资率和储蓄率的误差修正模型，得出我国资本管制短期内效果较好，长期效果较低的结论；通过Edward-Khan模型对我国资本管制有效性进行静态估计，得出2000以来我国的资本管制有效性较低（仅为0.226），通过Khan滤波技术发现我国的资本管制有效性在2002年前呈上升趋势，但2002年以后，随着我国资本项目的逐步放开，资本管制效果大幅下降。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我国资本管制有效性曾出现小幅上升趋势，但金融危机给投资者带来的避险情绪高涨，短期资本纷纷逃离国内转向购买美国政府债券，因此近年来资本管制效果不理想。逃避我国资本管制的渠道包括直接投资方式、QFII渠道和短期外债三种方式；通过月度新增外汇占款、季度储备资产和季度资本与金融项目净值发现近期我国出现了资本外逃现象，造成资本外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资本外逃将给中国带来负面影响。面对短期资本的大量流入，在宏观经济政策层面，可以削弱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增强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性；通过降息以缩小中美利差；通过转变对资本流入冲销干预的方式，由被动干预向主动干预转变；尝试着使用无息准备金制度。在金融机构层面，可以实施宏观审慎政策，必要的时候可以引入资本管制措施。在非金融机构层面，可以采取资本管制措施，减少外债的使用，减少无对冲能力企业的外汇借款，减少非金融部门的境外直接借款。最后应形成区域和全球机制，防止出现以邻为壑的局面。要解决近来出现的资本外逃现象，就必须保持良好的国内宏观经济基本面，深入推进“两率”改革；建立跨境资本流动预警体系，准确、及时地报告资本急停和资本外逃现象；采取资本管制措施，审批和监测居民的海外投资和外汇账户的操作，对特定部门和行业进行保护，限制或禁止外资进行投资，并且对资本外逃征收资本所得税等措施；应建立全球流动性管理和互助机制，范围由国别→双边→区域→全球依次递进，为陷入欧债危机的国家提供帮助，防止国家出现系统性破产和欧债危机的进一步蔓延，促进全球经济复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