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初,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新冠疫情”,英文简称“COVID-19”）在中国武汉爆发。为了有效抗疫,武汉创造了以社区为主的一线战疫体系。疫情中的社区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凸现了在基层治理和应急管理中的重要性。与此同时,社区中的大量积极公民横空出世,表现出前所未现的治理力量,填补了基层社区在应急管理中组织力不足的缺陷,社区与积极公民的联袂在场和积极行动,在武汉乃至中国的新冠抗疫战争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大块文章。研究武汉抗疫的成功,必须要研究疫情中的社区治理,沿此路径推进,便必须研究社区中的积极公民参与。疫情迫使人们回归社区,社区是人们生活、行动的主要、甚至是唯一场域。然社区是一个自治为特色的治理组织,在疫情爆发之前,对居民而言,社区是一个淡泊的存在,社区居民对社区的认同和参与在一个低水平的徘徊,但在疫情爆发期间,居民对社区的需求及治理参与度急剧上升。对社区与积极公民的进一步观察研究发现:社区类型不同,辖区公民参与社区活动、治理的方式也就不同,参与方式不同,形成的积极公民类型亦不同,积极公民的表现也不同,对社区发展的影响明显不同。因此,本研究的问题意识由此产生,在抗疫的情境中,为什么会在社区这个场域生产出大量的积极公民?积极公民的生成与社区存在何种关联?本文将社区与积极公民生成关联起来进行研究,其价值有两方面:一是理论上,拓展国内积极公民研究内容。一直以来,政府着力探索促进公民积极参与社区的方式,积极公民身份的概念在学界、社会引起了广泛关注。既有研究表明,西方欧美国家对积极公民的研究颇多,但从社区视角,以社区作为培育积极公民的条件之一的研究稍显匮乏。此外,国内目前对积极公民的研究仍处于初始阶段,相关研究仍然很少。文章研究疫情中的公民参与和积极公民的形成,有利于拓展和探索国内积极公民理论研究。二是在实践上,首先,现代社会需要积极公民;其次,有序而积极的公民参与有助于促进公民参与公共政治生活,滋养参与精神和公共责任意识,能使公民更成熟;最后,社区培育积极公民,符合当下国情与体制需求,更利于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本文研究总体结构框架共分为三大部分:导论、主体与结论。论文的第一章阐述了研究背景和问题意识,在对既有公民及积极公民理论研究进行文献梳理的基础上,对相关概念、研究方法、写作框架等进行了概述。第二至四章是论文主体部分,探讨公民的积极参与行为是如何在国家、社会、公民之间建立桥梁,公民参与和社会志愿组织如何嵌入到社区背景和基层治理中。第五章是结论与讨论部分,具有对主体部分论述形式,和对全文总体总结的功能,概述了积极公民形成的理论方法及其如何促进公民发展,探讨了积极公民在国家、社会中的互动关系与治理作用,从关注社区如何塑造积极公民的角度对我国积极公民的未来发展与研究进行展望。本研究的主要方法是质性研究的调查方法。在武汉十个社区进行了驻点观察和问卷、访谈调查。笔者将调查的十个社区按其房屋主要产权结构、经济、人员构成等结构特征分为三类,对疫情防控期间参与志愿活动、社区活动的公民进行了 15次半结构化访谈和若干次非正式访谈。观察公民与社区的互动,尽可能详细准确地记录和描述受访者的语言表达、行为过程、参与内容、互动过程等,通过观察公民在社区的状态、参与活动及其与社区的互动,了解公民与公民、公民与社区、公民与社会之间相互构成的关系。本研究使用的是“条件与形式”分析框架,解释社区类型及积极公民形成的一般条件。在梳理国内外积极公民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研究分析中国语境下积极公民的定义,其形成过程和形成条件,以及对社区治理的影响和意义,提供以社区为条件的积极公民形成经验和路径。文章试图努力实现以下三方面的创新:一是将社区与积极公民关联研究,把积极公民的形成置于社区抗疫的情景状态中,发现社区与积极公民生成的关系。二是运用“条件—形式”分析框架,采用典型案例研究的方法,深入、细致的分析了社区的类型与积极公民生成的条件与形式,展现和阐释了社区类型与公民参与、参与条件、参与方式、参与效果。从中梳理归纳和提出具有普适性的因果结论。三是积极公民的概念产生于西方,其整套理论体系适用于西方。完全照搬西方的积极公民概念和理论,在中国会产生水土不服。本研究立足于中国本土,研究中国的案例,归纳出抗疫时期我国社区类型与积极公民的生产条件、形式与治理作用等系列结论,描绘出符合中国语境的社区生产积极公民的路径图。推动这个外来概念中国化,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元素和分析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