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灯新话》是明代第一部传奇小说集,也是明代传奇小说的代表作。它的出现使文言小说的创作在经历宋元两代的衰落之后,重新焕发生机,在从唐宋传奇到清代《聊斋志异》这两座高峰之间,搭建起一座过渡的桥梁,对明清时期的小说与戏曲产生了很大影响。《剪灯新话》在中国小说史和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针对《剪灯新话》总体研究很不充分的现状,本文从著作权、题材来源、思想、艺术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和探讨,以期改变以往对其评价偏低的看法,进而更为客观地评价其文学价值与文学成就。本文首先对《剪灯新话》的著作权问题予以论证辨析,指出了杨维桢说、卢景晖说、集体编辑成书说的矛盾和不足,进一步确认了瞿佑对《剪灯新话》的著作权。对于《剪灯新话》的题材来源,则着重从六朝志怪、唐宋传奇、宋元话本、传闻遗事、瞿佑诗词诗话等五个方面加以考察,印证了《剪灯新话》对过去文学创作经验的继承借鉴与创新突破。思想上,主要论述《剪灯新话》刺世嫉邪、感士不遇、反映爱情悲欢、渗透宗教因素、突出世俗化倾向等方面的内容。《剪灯新话》现实性强烈,描写战乱带来的灾难与痛苦,巧妙借灵怪题材嘲讽现实,揭示了社会的黑暗,鞭挞了道德的沦丧,寄寓了士人的愤世心态,具有鲜明的“乱世文学”的特征,显示了向唐传奇传统的回归。《剪灯新话》折射出元末明初一代文人士子的生存遭遇与心路历程,也是作家个人心曲的抒发和表露。它不同于唐传奇,不是为了表现士子的风流韵事与科举荣辱,而是重在感士不遇。小说还反映了青年男女爱情与婚姻的悲欢离合。与唐传奇多写士族婚姻制度下士子始乱终弃造成女子的悲剧不同,其爱情悲剧多以元末明初的社会动乱为背景,悲剧的主人公、悲剧发生的原因及最终的结局均出现了新的特点。《剪灯新话》深受儒道佛“三教”的影响,体现了儒家的鬼神观,渲染了佛道环境,刻画了佛道人物,出现了儒道佛杂糅的现象。三教合一说因果,体现出小说家劝善惩恶的创作目的。文言小说发展到宋代尤其是南宋出现了明显的通俗化现象,文言小说的通俗化开始造成文人文言小说和市民话本小说一定程度的合流趋势。明初的《剪灯新话》则标志着话本体传奇的新生,从人物地位身份的平民性、情欲观念的世俗性与审美情趣的市井性等方面表现出鲜明的世俗化倾向。艺术上,重点分析《剪灯新话》塑造人物形象、刻画人物心理、运用梦幻手法、追求象征意蕴、语言散韵结合等方面的特色。《剪灯新话》塑造了叛逆者、书生、商人、农民、女鬼、痴情女子、宗教人物等丰富的人物形象。其中叛逆形象与女鬼形象对《聊斋志异》的人物塑造产生了一定影响。而世俗的农民、商人等下层民众成为《剪灯新话》中的主人公,这是文言小说的一大变化。小说注重心理描写,大致可以分为通过语言、行为揭示人的心理和直接描写人的心理等几种情况。生动细致的心理描写,反映出人物在特定环境中的内心世界,揭示了人物的精神状态与性格特征。《剪灯新话》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