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生态补偿制度改革是践行“两山”理念,实现“双碳”目标的重大举措,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体现。根据《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属于国土空间开发中的限制性、禁止性开发区域,是中央政府为了维持国家生态安全水平设立的重要区域,事关中国基本生态安全、生态产品供给以及国土空间优化战略。根据外部性理论和公共物品理论,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是对生态资源进行补偿最有效也是最直接的方式。自2008年设立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制度以来,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政策体系。作为当前中国补偿力度最大、覆盖面最广的纵向生态补偿政策,该政策的实施强化了相关区域地方政府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有力保障了中国重点生态功能区建设和发展,缓解了生态产品提供地区与受益地区的公共服务水平不平衡问题。但是,从实践来看,其环境效应不尽如人意,生态转移支付政策的环保目标未能充分实现,出现政策的环境效应与政策目标相违背的情况。同时存在地方政府民生目标“挤压”环保目标的现象,这与重点生态功能区保护和修复生态环境、提供生态产品的首要任务不匹配;在资金分配中,转移支付资金规模与生态环保支出不具备显著相关性,甚至出现逆向调节。究其主要原因:一是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决策机制有关;二是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资金投入机制不完善有关。山西省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作为第一批获得中央生态转移支付的区域,同样存在环境目标和牺牲发展权之间的矛盾。根据生态环保部2018年对山西省18个观测县域生态环境动态的评价结果,相比较2017年,有12个县域的环境质量指数EI值都呈现下降趋势,占观测县域总数的67%,其环境质量指数波动较大。因此,本文以大气污染治理为例,首先分析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政策的发展背景和变迁特点,在此基础上构建基于生态补偿理论和公共财政理论的生态转移支付的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决策模型,分析生态转移支付对环境质量的影响机制和路径。接着选取2004-2016年山西省96个县域（区）数据,考察生态转移支付对生态环境改善的影响效应。研究结论如下:（1）中国生态转移支付总体上改善了以大气为代表的环境质量,但是随着政策实施年份的推进,生态转移支付政策的环境效应越来越差,并未实现政策目标。（2）生态转移支付规模和环境质量大体上呈正相关。生态转移支付规模越大,环境质量越高。（3）针对民族聚集差异、功能区类型差异的生态转移支付的环境效应异质性检验结果发现汉族聚集区的生态转移支付的环境效应更显著,土壤保持功能区和水源涵养及水土保持功能区的生态转移支付的环境效应更显著,即提高转移支付规模有利于生态环境的改善。（4）在贫困程度对生态转移支付的环境效应的进一步分析中可知,对于贫困程度较低的地区,生态转移支付规模的增加有利于改善生态环境,对于贫困程度较高的地区,生态转移支付规模的增加没有改善生态环境。最后,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提出进一步扩大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转移支付资金范围,提高资金补偿数额;加强生态转移支付资金分配的导向性,实施差异化补偿,将市场主体纳入生态转移支付政策的实施主体,强化资金考核的引导作用,以协调生态转移支付政策民生目标和环保目标的矛盾关系,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