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监察体制改革和司法改革叠加推进,触发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定位的深刻反思,法律监督的正当依据和时代方位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却也蕴含着涅槃重生转型发展的时代机遇。本文追本溯源,往返制度原理和实践运行之间,回应“转隶就是转机”,恪守法律监督根本定位,聚焦主责主业求索转型发展之道,对于新时代检察制度发展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研究方法上,运用价值评判、比较研究和实证分析相结合方法,梳理了法律监督的制度原理和现实困境,通过比较分析世界各主要法域检察制度运行规律、归纳回顾检察机关现实应对之道,前瞻法律监督转型发展的未来面向。文章主要创新在于尝试全方位审思和解决长期困扰检察机关的“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时代难题。提出法律监督包含知情、审查和监督的完整逻辑,契合现实国情宜将法律监督明确为法律运行的督促权,授权检察机关监督督促被监督者适用法律的过程,且通过配套制度督促被监督者在合理时限内作出合理答复。指出持续已久的法律监督定性争议实质是苏联和现代西方两种司法模式的结构性问题,应当恪守法律监督根本定位,实现对侦查机关、审判机关和行政机关的监督“到位不越位”,着眼“人”与“事”维度厘清法律监督与监委监督的合理界限。纵览域外检察制度,梳理检察机关不同程度享有法律监督权、立案监督权、公诉权和参与民事和行政诉讼权,我国台湾检察机关担当指挥侦查、司法监督和执行指挥角色,更是蕴含着监督意涵。回顾我国大陆新近立法修改和检察机关的现实应对可见汲取域外法治经验,从权力监督、公益监督和诉讼监督层面健全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监督体系,法律监督呈现限缩监督到开放监督、事后监督到同步监督、柔性监督到刚性监督的调整趋势。未来检察制度发展需要进一步坚定制度自信、专业自信和社会公信,确立法律监督的根本定位和公益角色的身份定位,推进检察职能有限开放和适度扩张,配套形成集中型、参与型和刚性监督模式,完成法律监督转型发展和全面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