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开始,金融企业越来越多地集中于某一城市和区域,金融产业集聚已经成为现代经济社会中的普遍现象。但国内很多城市在金融不断集聚过程中,却好似在扮演着金融“黑洞”的角色,即只“集中”不“辐射”。长此以往,这不仅会阻碍金融集聚的真正完成,而且会拉大不同地区间的金融及经济发展差距,有损“和谐金融”的实现。我们应该借鉴国际大都市发展的成功经验,重视研究并发挥中心城市的金融辐射功能,带动区域,乃至全国经济的共同增长。目前对金融集聚的研究多以产业集聚和企业集群理论为基础,着重分析金融流动和形成金融中心的动机和效应,往往忽视“金融”和“金融业”是一种特殊资源和产业,在集聚或集群过程中应有其独特经历,从而也无法解释其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的特殊功能和作用。金融发展理论中的金融功能观和金融资源论,可为科学界定金融集聚及其和区域经济增长关系提供新的思路;近年来兴起的金融地理学,其思想和理念则为我们考察金融问题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方法论。根据金融资源观,金融资源可以在各个层次以多种方式和形式转移和传播,其中也包括金融资源的地域流动,这为人们在更广领域内对金融资源进行开发和配置提供了现实可能性。金融集聚就是指通过金融资源与地域条件协调、配置、组合的时空动态变化,金融产业成长、发展,进而在一定地域空间生成金融地域密集系统的变化过程。金融集聚的过程,主要受金融效率帕累托改进机制的作用,具体表现为金融资源在空间上既集中又扩散,这两个过程既对立又统一。根据金融集聚定义,构建其衡量指标时,可从金融资源的空间集中和地域扩散两角度来进行。对上海、杭州、南京三城市金融集聚度的因子分析结果表明,这些指标既能说明金融资源的空间集中态势,也能体现金融资源的地域扩散程度,基本能反映城市的金融集聚度。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的作用可归纳为,对中心地区的增长效应以及对周边地区的辐射效应。首先,金融集聚可以通过“循环累积因果关系”促进中心区的经济增长,获得“增长效应”,其具体内容应包括“需求关联效应”和“资本溢出效应”,而与其相比较较小的“市场拥挤效应”则说明了金融集聚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负作用。另外,金融集聚对周边地区的辐射效应也包括两种形态,一是金融资源集中对周边地区产生的福利补偿效应;二是,当金融资源从集中于核心区发展为向周边地区扩扩散,会通过鼓励技术进步、增加资本积累和促进储蓄投资转化来刺激周边地区的经济增长,即“涓流效应”。通过对上海、南京、杭州三城市的实证分析发现,上海作为三者中金融集聚度最高的城市,其金融集聚对上海的经济增长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增长效应,但对周边地区的辐射效应并不明显;而另外两个省会城市,金融集聚度较低,对本市及所在省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都不明显。金融集聚影响区域经济的具体作用机制可总结为:首先,基于金融业自身特点,从金融功能观角度来考察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金融资源在中心地区的集中可以通过扩大金融业的市场广度、增加其市场深度,促进该地区金融业的良性发展,进一步借助金融五大功能(风险管理、信息揭示、公司治理、集聚储蓄、便利交换)作用,影响了实体经济增长。对上海的实证分析结果说明,上海近年来金融集聚程度逐渐加深,其金融发展水平随之提高,有力地促进了上海的经济增长;而南京和杭州两市,虽然金融集聚程度也在增加,但金融功能机制发挥得仍不太明显。其次,金融集聚还通过促进产业调整,优化区域产业结构,进而推动区域经济增长。金融集聚可以通过吸引优质资本,满足产业集聚的资本需求,克服集群企业在创新中的机会主义,催化企业集群创新,进而推动产业集聚的出现、发展,由于产业集聚与产业转移的相伴性,又会进一步带来产业转移和新的产业集聚,这样也就可以实现区域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推动区域经济增长。同时,产业集聚可以优化金融生态,扩大了金融业的经济基础,也为金融集聚创造了条件。通过空间经济学模型分析认为,交易成本是导致金融集聚和产业集聚或产业转移的重要原因。进一步的实证分析表明:上海金融集聚促进了上海的产业结构升级,对周边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也有作用,特别是对于第二产业的积极影响更大;南京和杭州两市的产业调整机制作用却不明显。最后,金融集聚产生的金融知识溢出是促进集群创新网络发展和集群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可以增强集群竞争力,促进区域技术和生产力水平提高。在条件满足时,金融知识可以通过企业间合作、人才流动、各种非正式网络实现外溢。金融知识溢出为集群金融企业的创新提供了重要的条件;金融集聚还可以为区域技术创新提供充足的资本来源和稳定的金融环境,进而促进金融产业内外的创新及其扩散,提高整个区域的创新水平,推动区域经济增长。但是,金融知识的溢出不应只局限于集聚区内,应该超出区域金融中心的范围,进一步向周边的金融增长极和金融支点扩散,从而对整个区域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上海作为我国内地金融集聚程度最高的城市,其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可作为本研究的典型案例来考察。虽然和伦敦、纽约、香港相比,上海的金融集聚尚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但是,长三角地区90年代以来已成为世界范围产业转移的重要承接地,世界范围的金融资源也随之向上海集中,上海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产业调整机制初见成效;另外上海试图借助长三角金融一体化,金融资源得以在更大空间里重新整合和配置,通过金融功能的深化及金融知识的溢出,促进区域创新,推动区域经济增长。为继续扩大金融辐射效应,实现“服务全国”的国家战略,上海还应继续增强金融产业竞争力,加快建设“陆家嘴”金融城,完善金融服务功能,进一步推进长三角地区金融的协调发展。本研究仍存在诸多不足,在衡量指标设计、金融知识溢出的模型分析、案例研究等方面都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讨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