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经济发展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经济长足发展的代价是生态环境的逐渐恶化和资源能源的日益枯竭,这种“掠夺型”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严重束缚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在国家践行科学发展理念及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当下环境保护因其公共物品的属性使得地方政府的应对治理变得相对特殊。资源耗竭尤其污染伴随产出活动而生,并具有跨区流动的特征,因此对其治理须发挥地区针对性与区域协同相结合的思路。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公共服务补偿成本的税收就自然地被运用到了环境治理与调节经济发展中,“绿色税收”随之应运而生。我国绿色税收的实施经历了较长时期的探索发展与改革变迁,目前已初步具有相对完善和较成体系的调节机制。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我国即具有严格意义上的绿色税种——环境保护税,也有包含资源税、消费税等具备绿色性质的大类功能调节税种,随着环境保护理念深入,国家针对一系列绿色导向的税收优惠政策也日益完备。另一方面,作为调节生产活动尤其成本构成的重要手段,绿色税收在实现其环保功能的同时,势必也为企业经济带来了潜在冲击,绿色税收是否影响了企业经济绩效?其又如何影响的企业生产运作?我国绿色税收实施的客观成效如何?对上述问题的讨论,构成本文所要研究的基本问题。在梳理既有文献的基础上,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本文分别界定并解释了狭义与广义绿色税收的涵义与范围,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详细分析了绿色税收产生的经济影响。总结来讲,一方面,绿色税收致使外部成本内部化,由此带来的生产成本对企业生产运作造成了直接影响;另一方面,额外增加的环保成本倒逼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与产品结构调整,进而对企业产生间接效应。为验证绿色税收对企业经济的影响效应,本文首先针对狭义绿色税收的作用进行了实证考察,利用2007-2015年期间发生的二氧化硫排污费征收标准提高这一政策,选取上市工业企业相关数据,构建多期三重差分模型,观察排污费的提高是否影响了二氧化硫排放企业的经济绩效,以此分析狭义绿色税收实施的经济效应及影响机制。结果证明,狭义绿色税收一方面直接抑制企业绩效,另一方面通过技术创新传导机制间接促进企业发展。在此基础上,选取上述企业的城建税、资源税数据,构建多元回归模型,研究广义绿色税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及其机制,实证结果呈现出与狭义绿色税收相同的结果。在理论梳理及实证分析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认为,要更好地完善我国的环境税制,有效发挥绿色税收的经济调节作用,应当进一步完善现有绿色税收体系,包括对环境保护税、消费税等现有税种的改革完善、减少所得税等扭曲性税收以合理化税制结构等,以及推动绿色税收用于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同时加强对中小企业的相关扶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