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精神分析学的理论，自我的成形与他者的存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如果把二十世纪汉语言文学看成是中国在新的历史语境中自我发现、发展的历程记录的话，那么西方世界作为他者，对中国民族主体的建构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试图运用性别理论，后殖民理论以及精神分析理论，对二十世纪汉语言文学作品中有着将“西方”作为被性别化的在场者的文本进行解读，以期深入剖析以性别为隐喻形式所体现出来的中西互看关系以及由这种互看关系而生的民族主体建构问题。在面对一个强大的“西方”他者的眼光时，晚清知识分子在文本表述中建立了这样两个截然相反的主体形象，一个是强亢有力的男性主体，对“西方美人”进行想象性的利用与征服；而另一个则是桀骜难驯的青楼女子，在西方世界如花绽放，赢得与“英雄”同等的美誉，用欲望游戏拯救国族。本文认为后者是自觉地内化了他者眼光之后的主体构建形式，而这种自我边缘化的举动却无形中成就了“女性”作为“边缘的边缘”颠覆中／西二元阶序的可能。因此，在强弱判然的权力关系中，弱势者顺遂强者的眼光，吸引对方的注意，反而能够在“被看”的同时获得“看”的主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