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行政垄断理论和实务研究日臻成熟,以地区封锁类型实施的行政垄断已基本得到有效规制。当下的行政垄断却逐渐演变为更隐蔽的行政强制交易实施。过去关于地区封锁的理论和实务研究已不能满足有效规制行政强制交易的需求。现在专门研究行政强制交易的法律规制正当其时。若要行政强制交易达到预期规制效果,重中之重是不断完善行政强制交易的法律责任体系和法律救济途径。实施行政强制交易需要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和指定经营者的经营行为,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因此,追加指定经营者为行政强制交易的责任主体具有重要意义。处罚指定经营者要兼顾公平性,应当区别主观积极和主观消极的指定经营者以确定具体制裁方式的可适用性。仅有反垄断法还难以遏制行政强制交易,还需要其他部门法的配合。行政强制交易实质是行政主体滥用行政权力侵害公共利益,因此将行政强制交易纳入行政公益诉讼范围具有可行性。此举不仅可以增加行政强制交易中受害主体的救济途径,还可由代表社会公益的检察机关监督行政主体合法行使权力。本文除去绪论和结语外,共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梳理了行政强制交易的概念和构成要件,分析了行政强制交易的形成原因和对社会的危害。第二部分通过收集反行政强制交易的法律规范和现实案例分析了现行法律对其规制的不足。第三部分在总结我国反垄断经验的基础上借鉴了国外理论和实践经验,从增加责任主体、丰富责任形式和增加行政强制交易的救济途径等方面对行政强制交易法律规制的完善建言献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