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化办学既是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的重要路径,也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品质和重要特征。近代以来,面对国内、国际局势的风云变幻和“教育救国”“学术救国”的变革需求,中国高等教育逐步对照国际标准进行变革,不但为国内教育和社会事业变革提供有力支撑,而且也为国际高等教育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承担双一流建设使命的众多大学与民国时期国立大学之间具有内在的历史连续性。为有效对接国家发展战略和回应人民群众的高质量高等教育期待,双一流建设大学需要在自身的办学传统和校史中挖掘丰富的国际化办学思想,传承国际化办学精髓。本文以国立大学为切入点,以高等教育国际化为分析视角,以民国（1917-1937）国立大学的办学活动为考察对象,分析国立大学国际化办学的缘起、理念与实践举措,探究国立大学国际化办学的影响、不足与困难,总结国立大学国际化办学的特征与历史启示。民国时期国立大学开展国际化办学是历史的必然。传统中国“天下”观的不断解体以及由此引发的对中西文化整合的不断反思,推动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全球意识的形成。蓬勃发展的留学教育是全球意识从观念走向实践的重要反映,不但构成民初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力量源泉,而且为中国进一步扩大教育对外开放奠定了人才基础。一战以来国际社会对战争的不断反思以及由此引发的国际教育运动的蓬勃发展,为中国高等教育走上国际舞台提供了契机。为顺应国际潮流和提升国际地位,中国学界也要求积极参与国际教育运动。在国内国际双重力量影响下,国立大学校长倡导大学开展国际化办学:在办学方针上,强调博采众长,中外融通;在办学使命上,倡导服务民族复兴,推动中国学术独立;在办学目标上,强调建设“新大学”和“世界一流大学”。为贯彻和落实办学理念、办学使命和办学目标,国立大学校长强调面向世界培养知世界和服务中国的国际化人才,要求建设承续人类发展智慧和包容中外文明的大学课程,主张大力聘任学诣一流的海内外人士充任教师。在国内、国际环境和国立大学校长办学理念驱动下,国立大学积极将国际的、跨文化的元素整合进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职能当中。在国际化教师队伍建设上,国立大学既延聘留学生与外籍学者充实教师队伍,又采取多种方式遣送在校教师出国进修,推动大学教师队伍建设向专业化、学术化转型。在国际化课程建设上,国立大学既借鉴国外知名大学课程又将跨文化元素融入本土课程中,促进了大学课程的现代化发展。在学生国际流动方面,国立大学既遣派在校学生出国教育考察和留学,又为外国学生来华学习提供服务,拓展了大学学生的国际化视野。在国际学术交流方面,国立大学既博采国际教育资源又积极开展双边交流,努力促进“引进来”与“走出去”相平衡。总体来看,民国时期国立大学开展的国际化办学实践是一场不平衡、不充分的国际化变革,各国立大学在国际化办学水平上存在差距,且对欧美帝国主义国家的文化具有强烈的依附性。国立大学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从松散走向联结,国际化办学经历了一个从办学自主向政府规制的发展过程。同时,国立大学国际化办学重心逐渐从人文社科向实科转移。此外,在中西文化关系的不断反思过程中,国立大学的国际化办学开始走向文化自觉的序幕。在政府、社会团体和外国文教机构的共同作用下,国立大学积极开展国际化办学,对中国教育、社会变革与世界教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国立大学的国际化办学引发了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的反思,初步奠定了立足本土、面向世界的国际化办学路径。其次,通过大学师生的国际流动与学术出版物的国际赠换,国立大学与国外文教机构、学者建立了密切联系,促进了中国国际学术网络建构。此外,国立大学的国际化办学是世界高等教育国际化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了外国大学的国际化办学。另外,国立大学在国际化办学中注重树立中国形象、传播中国声音,增进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和支持。最后,国立大学开展的国际化办学培养了大量的一流人才,为新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了人才准备。但整体来看,民国时期国立大学开展的国际化办学尚处探索阶段,国际化办学存在着双边合作不足、严重依附欧美教育资源、发展规划与执行效果存在区隔、推进机构设置阙如等弊端。究其缘由,民国时期国立大学缺乏稳定的国际化办学环境、厚重的国际化办学基础、足量的国际化办学经费。与此同时,出国留学教育作为国立大学参与国际交流的最重要渠道,也被认为阻碍了中国的学术独立追求。民国时期国立大学开展国际化办学的历史启示有五个方面:首先,“和而不同”是国际化办学的基本要求,国际化办学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文化自信和全球视野的统一;其次,校长和教师的支持和参与是国际化办学的关键,应积极推进国际化视野的校长治校和教授治学;然后,制度建设是国际化办学的基点,须加强国际化办学的制度建设,为大学国际化变革提供制度保障;另外,文化是大学发展的内在生命力,要重视中外教育文化的积淀与融合,确保国际化办学的文化供给;最后,文化外交是国际化办学的应有职能,大学要在国际文教交流中维护国家利益和承担国际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