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以业态和模式创新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与医疗、教育、制造等行业深度融合。疫情常态化背景下,数字经济展现了强劲的发展韧性,对全球经济的贡献持续增强,逐渐成为各经济体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经济提振作用趋显。与此同时,传统海关统计进出口总值的方法,无法准确反映全球生产布局、贸易利益分配和属于本国生产的附加值大小。在这一背景下,贸易增加值统计方法以新视角呈现了全球贸易的真实图景。现阶段经贸摩擦频现,全球供应链循环受阻,国际贸易格局发生深刻改变,传统贸易增长模式逐渐式微。部分经济体长期处于价值链低端,出口产品呈低附加值特征,如何破解“低端锁定”困境,提升出口增加值是亟待解决的议题。数字经济通过嵌入全球价值链,激发创新要素活力,改变贸易成本,延伸生产链条长度,进而改变贸易利益分配环节,逐渐成为全球供应链变革的主要驱动力。因此,探讨数字经济发展对出口增加值的积极作用也是发展数字经济的应有之义。首先,本研究从理论角度分析,在Eaton和Kortum（2002）的分析框架下,拓展李嘉图比较优势模型并展开理论分析,将数字化水平引入生产过程,发现数字经济和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之间可以通过以下两个机制产生影响:（1）全球价值链嵌入。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生产分工网络环节精简化。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应用显著改变了价值链分工的空间布局,延伸链条长度并重塑价值链分工的利益分配格局,（2）技术创新。一方面数字经济催生新经济形态呈现高附加值特征,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将为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创新带来可持续性发展动力,通过技术效应和赋能效应推动产业出口增加值提升。其次,实证部分对2005-2016年63个经济体的14个数字经济相关基础指标进行因子分析量化获得数字技术与设施、数字化发展基础环境、数字产业竞争力和综合发展水平四个维度的数字经济衡量指标,结合控制双向固定效应的面板模型检验,研究数字经济与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之间的关系,具体研究内容和结果如下:（1）基准回归中,数字技术应用水平、数字发展环境、数字产业竞争力以及数字综合发展能力四个维度水平的发展均显著促进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提升。（2）横向和纵向比较分析中发现,数字经济发展程度及不同行业间出口国内增加值存在差异表现。异质性回归结果表明,数字经济综合实力较弱的地区发展数字经济对出口增加值的提升作用显著强于数字经济发达地区。数字化水平对制造业出口贸易利益的积极作用强于服务业。对于不同密集度制造业,数字经济对中低技术制造业出口增值能力提升最强,对高技术制造业作用不明显。而数字经济对服务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促进效应,更多被公共性服务以及生产性服务行业吸收。（3）引入技术创新和全球价值链地位两个因素,探讨其在数字经济与出口贸易利益之间的中介作用。回归结果显示,研发创新和价值链地位是数字经济与出口增加值之间重要的影响机制。（4）利用门限回归方法检验,发现数字经济产生的出口国内贸易利益提升效应存在明显的非线性特征:过高的贸易依存度会导致数字经济对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利好程度由强转弱;当经济发展水平超过一定水平后,数字经济对制造业所产生的出口国内贸易利益提升效应会呈现出显著的跃升。最后,结合以上的研究结果,为依托数字经济发展提升出口增加值率提供建设性意见,识别不同行业特性并提出针对性建议。为规划不同维度数字经济发展、探寻提升出口利得分配提供政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