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组织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行会组织对于在封建时期卑列于“四民之末”的工商业者来说有着特殊的保障意义。到晚清民初，随着经济近代化的进程，传统行会也逐步向同业公会转化。但新兴的工商同业公会不仅仅作为商人团体或者行业组织而存在，作为一种行业治理机制，它具有更为深刻的制度内涵，蕴含着政府与企业、国家与社会间的复杂关系和变量。同业公会制度与商会制度共生互连，对于民国时期的国家与民间工商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运行均有相当程度的影响力。本文力图从其中间性的社会系统定位出发，将同业公会制度与民国时期的社会语境、国家形态相结合，尝试运用制度经济学、经济中介理论等方法来从不同层面探讨同业公会的兴起因素、治理结构及其制度角色，并进一步分析同业公会的中间性治理机制及其与国家形态间的关系特征。 近代行业组织形态的制度转型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潜流涌动的，但最终确立以工商同业公会制度为法定的行业组织制度却是政府与市场共同选择的结果。政府出于完善商会制度、加强社会管理、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的需求，不断通过立法对同业公会制度充实。企业出于节约市场交易成本、抵制外资压迫、维护行业发展的目的，其行业团体意识也不断增强。在晚清民初，行业组织制度的转型主要受企业及市场的内在因素支配，此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政府的强制对于制度的最终确立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总的看来，同业公会制度是诱导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融合体。 自1918年北京政府颁布《工商同业公会规则》以后，各届政府都出台了一系列同业公会法规，对同业公会的组织设置及职能范围进行了规定。此外，政府也通过备案程序和业务监管等方式逐步加强了对同业公会的管理。政府的法令规范与管理具有多重效应，一方面赋予同业公会以法律合法性，增强其组织权威，另一方面也对同业公会起着规范和制约的作用。这种双重效应既存在一致之处，也存在矛盾，是政府与行业利益关系的反应。同业公会作为同业企业的组合体，具有内在的权力运作规则和调控制度。同业公会的主体以同业公司、行号之主体人或经理人为限，建立有一系列的选举制度、议事制度、调控制度，同业公会的经费为自筹为主，使同业公会基本能够集合众议并按自主意愿来进行决策运作。同业公会还与商会及其它经济组织建立了紧密的网络关系。同业公会拥有自身的规约来保证其自治权的实现。在政府方面，为了使同业公会能够履行协助政府行政的责任，特别是在全面抗战爆发以后，政府采取种种措施来加强同业公会的组织和公共职能。可以说，同业公会与政府之间互有依赖和冲突，但同业公会在根本上仍代表着行业利益，政府的监管并没有完全改变同业公会的民间性特征。 同业公会不仅是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中间组织，是市场与企业间的中间组织，也是国家与商人群体之间的中间组织。同业公会是一个制度性的平台，既有利于同业企业及商人的自我治理和维护，也为国家提供一个调控社会的组织工具。在这种取向下，同业公会发挥了重要的中间性治理机制。在经济方面，同业公会在政府、企业与市场之间发挥着重要中介作用。同业公会与政府间的作用是双向的，既有利于政府的行业经济管理和财经政令的推行，也有利于同业公会反映问题参与行业决策。在同业公会与市场之间，同业公会在维护行业公益、维护行业秩序方面发挥着重要功能。在政府的宏观经济治理机制和企业的微观治理机制间，同业公会的中间治理机制发挥着“第三只手”的作用，对于完善市场法制及秩序体制具有重要意义。但在统制经济时期，同业公会的公共职能被加倍强化。在国家权威的监督下，同业公会被纳入到统制经⑧博士学位论文DOCTORALD!SSER毛叼，10N济体制的建构中，在协助政府推行限价政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政治方面，同业公会也具有潜在的政治动员力量。在北京政府时期，同业公会与商会在政治运动中有着突山表现。在南京时期，在政府的制定安排中，同业公会在实施政治动员及社会调控方面有着重要作用。在实际运作中，同业公会在国民党和政府的政治动员中担负着一定的推施之责。但同业公会也有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的自主性政治参与，甚至会突破体制的框架，批评国民政府的独裁政治及在民族主义运动中的不良表现，保护商人的政治权益。在社会方面，同业公会承担着较为繁重的公益职能，同业公会的同业公益及社会公益活动是民国时期民间慈善救济活动的重要全助戊部分，同业公益主要体现在同业救济及同业教育方面，社会公益主要体现在向慈善团体提供捐助等方面。同业公益和社会公益有利于同业团结及建立良好行业形象，也有助于政府的社会行政，但公益职能对于同业公会带来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 总的说来，近代中国的同业公会制度在促进民族工商业的发展、维护商人群体的政治权益以及协助政府实施行业经济管理、推行财经政令、加强社会调控等方面发挥了多重作用。同业公会以行业自治权为基础，发挥了重要的中间性的治理机制。同业公会制度反映和调整着民国时期企业与政府、国家与社会间的利益关系。从其制度安排及实际绩效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