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不仅具有交际功能,更具有人力资本效应。我国是多语共存的大国,普通话作为官方语言产生的作用不言而喻,尤其是在农民工大规模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背景下。农民工在流入城市后首先面临的就是如何处理好“本土”和“外来”的关系,而只有使用共同的语言才能够促进农民工和城市形成共同体。以普通话为首的共同语言可以帮助农民工进行信息搜寻和建立社交网络,以便农民工进行能力定位和身份定位,并获得集体认同。尽管现有结论通常表现出语言对劳动力收入的积极影响,但一方面,其分析主要基于听、说、读、写方面语言技能的分析,较少有文献从动态评估和“干中学”的角度测度语言技能,另一方面,对于农民工群体的普通话回报通常只针对农民工的个体特征和生活环境,较少加入企业的因素,也较少从企业的角度进行研究。不仅如此,由于农民工群体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不同特征的农民工群体普通话技能与工资的相关性也需要被识别。此外,讨论普通话技能的影响路径对农民工更好地进行社会融合也有借鉴意义。因此,在对已有的语言学、语言经济学等文献进行梳理和分析的基础上,针对我国城镇化的发展和农民工语言使用的现状,本文以普通话技能作为切入点,运用一手的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数据,结合计量经济学方法,实证研究普通话技能的人力资本效应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程度,以及可能的影响路径,还从企业层面进行了普通话技能回报的稳健性检验,并对农民工群体进行区分和识别来研究普通话技能的回报差异。通过对结果的分析,本文验证了农民工的普通话技能对工资水平存在8.65%的显著正向影响,且对内生性问题进行处理后该影响依然显著。其中,农民工的收入取决于企业的情况。基于企业层面的分析表明了企业的普通话技能人力资本均值对企业发放的人均月收入有15.5%的回报,再次验证了两者的相关性。立足于异质性比较,研究显示普通话技能对不同特征的农民工工资均具有显著的正向激励,但影响情况有一定的差异,广东省农民工、本市农民工、管理层农民工、换过工作的农民工的回报率在组内偏高。此外,影响路径的研究发现普通话技能可以通过影响农民工的职业前景、社交能力和工作任务来发挥作用。最后,针对研究的整体情况,本文为提升农民工普通话技能水平、加强农民工经济实力、提高农民工城镇化融合质量、增强农民工生活满意度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和建议,并对本文的未尽之处,以及如何开展后续研究进行了探讨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