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自诞生起就带有双重属性。一方面,资本具有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在资本的推动下,资产阶级到处建立联系,不断扩大产品销售市场,开拓了世界市场,使得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世界由此成为相互联系的整体,历史也因此成为了世界历史。另一方面,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是资本逻辑的终极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依靠资本的不断积累和对外扩张,而殖民和战争充当了资本积累和扩张的不自觉的工具。残暴的获利手段进一步加速了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深化,造成了过剩性的经济危机,同时引发了生态危机和人的发展危机,最终演变为总体性的危机。资本正是在这种不断的扩张运动中消耗了发展的潜能,危及了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即使资本主义进行了调整,也无法改变资本的剥削本质,资本逻辑依然主导着当代世界的发展,是造成当今社会诸多问题的根本原因。和平赤字、信任赤字、发展赤字和治理赤字进一步增加了当代全球治理的难度,全球治理问题亟待解决。马克思立足于世界历史的发展,不仅看到了资本推动世界发展的积极作用,同时也揭露了资本逻辑内在矛盾不断否定自身的发展趋势,通过梳理资本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运动过程,再现了资本原始积累的血腥史。正是通过对资本逻辑的批判,马克思找到了超越资本逻辑的可能路径,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指明了道路。马克思强调,资本是作为一种社会的力量而存在的,因此只有依靠无产阶级的联合行动来推翻旧制度,建立“自由人联合体”,才能破解世界难题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提出的“自由人联合体”的全球治理方案是站在全人类解放的高度上,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全球治理的最高价值目标,为当代的全球治理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导,特别是马克思全球治理思想中的价值目标弥补了当代全球治理的价值亏空。当代世界的治理格局出现了新的特征。一方面,在资本逻辑的主导下,全球治理危机愈演愈烈,而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失灵,无力解决当代的全球治理危机。另一方面,世界权力结构发生了变化。西方世界权威逐渐式微,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发展势头迅猛,成为了全球经济的引擎。面对失效的全球治理体系,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有必要且有能力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因势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方案,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原则,强调平等协商的治理方式,以实际行动破解全球危机,为解决全球性的危机和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不仅继承了马克思全球治理思想的价值目标追求,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全球治理的价值目标,完成了对当代全球治理的价值纠偏。同时根据时代条件的变化,创新治理方式,从而推动了马克思全球治理思想在当代的实践与拓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