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自我的认知和确认是人类对包括历史、现实、世界、事物、他人等在内的外部世界的认知的起点和根本的动力，对自我的认知显示着人的解放的自觉程度，同时，自我认同的作用在现代性的语境下主要作为人的终极关切的价值思考而存在着。通过对文化镜像深度的自我审视，即中国自我塑造的历史和西方文化的启蒙意识，才能清晰地审视中国文化的“自我”。在对中国文化“自我形象”的塑造历史进行反思时发现，外在存在与自我觉醒这一对矛盾始终贯穿其中，更明显的时以外部存在的独一无二作为自我认识的建立基础。按现象学的还原方法，直观(感知)是人类认知世界的重要方式，一旦意向活动的所意指的意向性对象是确定的，也就证明了意向内在结构和对象的被给予之间的截然分离；与此相反，忽视了人的体验对意向性结构的作用，直观活动也陷入了无前提的意向活动的困境里。 本文借王蒙的两个时期——十七年与新时期所创作的文本，文本中呈现的自我认同的模式的显著特征：一方面，十七年呈现出来的自我主体性的塑造完全是由外在依附(强烈的意识形态性，理想人的塑造)作为唯一标准；另一方面，到了新时期，在关于自我的寻觅的一系列狂热的讨论中却无法摆脱寻找策略的相同的尴尬局面，与前一方式不同的是，这种面向内心体验的成长在文本中体现出来的是异于结构式的决裂。本文重在考察人对自身存在境遇的不同领悟，考察人对存在世界的认知——人对世界的本质了解为出发点，把现代性因素纳入分析框架，根据王蒙创作文本中呈现的认同方式的变化，结合中华民族在外界存在/自我觉醒这一矛盾中苦苦寻觅“自我”却不得不面临尴尬局面，来考察自我感知如何影响和决定着自我的构建，从中给人的自我寻觅的悖论境遇一个解释。